耿飚是我军一员著名战将，大革命风云乍起，他是挥舞着梭镖的少年；反“围剿”浴血奋战，他是“铁军”团团长；长征途中，他战湘江，渡乌江，强攻娄山关，四渡赤水河；八年抗战，他保卫陕甘宁，收复张家口；解放战争中，他是著名“杨罗耿”兵团的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位驻西方国家的将军大使！曾经一位北大学者评价：“耿飚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综观其生平，此言不虚。
——题记
铅都起航（上篇）
（一）别了，严家冲
此地巢云窠，
群山耸列多。
荒碑余剩史，
萧寺老维摩。
这首咏山的五言绝句，是元代诗人彭显荣所作，诗中描述的，正是耿飚的家乡——湖南醴陵北乡的景物，一九○九年（清代宣统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子夜，耿飚就出生在这个“岩阴岫深，路隘苔滑”的山乡。
那时，耿飚全家借住在北平乡严家冲的“耿氏祠堂”里，而住在祠堂里的原因，是因为耿家穷得地无一垅，房无一间，所以，借住祠堂带有“救济”的性质。借住的条件是：为祠堂洒扫、维修房屋和照顾香火。
耿飚的曾祖是靠苦读起家的举人，中过举人的曾祖父“学而优”却未“仕”，所以他去世后，没有遗产留给后人。祖父由于家境清贫而沦落为一个游方郎中，他的弟弟则混迹于梨园，进入了旧社会蔑称为“下九流”的行列。祖父开始时在一家中药铺当学徒、店员，只有饭吃，没有工资，养不活家里人，因此，只好自己背起药箱，走街串巷，当起游方郎中；但是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后来他中年丧偶，无力续弦，只得抛下幼子弱女，背起一根纤绳，浪迹天涯，从此再无音讯。
耿飚祖父耿之寅离家出走时，父亲耿楚南只有八岁。与比自己仅仅年长三岁的姐姐相依为命，在东讨西乞的苦难中长成了身体，在放牛做田的劳动中认识了社会。
在耿楚南十二岁那年，他也走上了先辈闯荡江湖的道路。混到抚台的亲兵营里学了9年武功，接着差点被选入皇宫。他领了一副皇上赐来的虎头双钩后，慈禧却下令解散了这些武士。
耿楚南以“双钩大侠”的美称，回乡务工，先后学了木匠、铁匠、瓦匠和医术，后来又跟株萍铁路的德国工程师学会了看图纸。尽管这样，他的收入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直到四十来岁才得以成家，过着“泥瓦匠，没住房”的生活。后来，耿飚兄弟四人和两个妹妹相继出生，父亲的负担不断加重，到耿飚五弟出生后，家里实在无力养活他，不得不忍痛将幼子送给别人，以保其生存。
耿楚南自己和先辈们经历的坎坷道路，使他认识到，在如此污浊的社会里，穷人连生存都不易，更谈不上成家立业。正是这点认识，使他后来在耿飚堂舅、共产党员宋乔生和其他进步工人的影响下，思想上有了飞跃，慢慢认识到革命的真理，支持孩子和亲戚们投身革命，自己也在1939年去延安拜访湖南老乡毛泽东。1946年，他又以83岁高龄二赴延安，要用中草药为革命将士治病，不幸风霜跋涉，客殁于蜀道之中。
耿飚是长子，因此，在兄弟姊妹中，最先感受到父母的艰辛，也最先分担起父亲肩上的重担。从小就参加砍柴、放牛、拣稻穗、挖野菜劳动。
耿楚南并不希望孩子们的童年都在干活中度过，他希望耿飚读书认字，将来能做一番事来。在耿飚六岁那年，父亲白天外出做泥瓦匠，晚上回家干木匠活，竭力供耿飚读了两年私塾。耿飚由于成绩优秀，连续两年获得由祠堂颁发的“优学花红”。
严家冲那绵亘数十里的龙形山，尤如一条绿色巨龙，盘旋在山间盆地里。九个山峰由小到大，好像龙脊，蜿蜒起伏。一道山泉逶迤流过山谷，乡亲们傍溪搭庐，沿水踏路，在长着一蔸蔸禾苗的稻田里辛勤的劳作。
故乡秀丽的山水、勤劳的乡亲、慈祥的父母和教师，在耿飚童年的心扉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然而，清末民初的军阀混战，兵匪并扰，使耿飚的家乡陷入了空前的水深火热之中。山民们朝慰官军，暮饷大王，日易三帜。壮男躲丁，少妇被掳，户主避税……乡亲们不堪其苦，纷纷外逃。一九一六年，耿飚7岁时，耿飚父亲决定全家向常宁县水口山逃荒。
耿飚和家人对水口山之行充满着梦想。他们听说，水口山的河里流着金砂，水口山的地里埋着银块，水口山甚至连石头都能换光洋……那里简直是一座神话般的“宝山”，耿家祖祖辈辈都有人外出觅宝，可是没有一个人找到“宝山”。现在“宝山”就在前面，为什么不去呢？
（二）初识宝山
水口山一带是我国重要的铅锌矿产地。早在宋朝时期，劳动人民就发现了山里有“宝”。民间传说：当时有九条银牛，每天傍晚必往湘江饮水，有勇敢后生抓住其中一条银牛的尾巴，牛即遁入山壁，众人循迹挖掘，得白银盈斗。这个传说显然是虚构的，但它形象地说明了开发矿山的初期情景。由于最初在这里发现的是银矿，所以，人们习惯称这里为“银矿局”。
1916年农历2月，耿飚一家随着人流，踏进水口山银矿局一个叫做“老鸦皂”的山间坪地时，看到的是人间地狱般的情景。
耿飚将军回到水口山
空中是大团灰色的、飞舞着一闪一闪颗粒的尘雾。一群只有腰间围了一块破布的“人”四肢着地，驮着一个个装满石块的箩筐，在烟雾里爬。在一大片散乱的石块堆中，像是蚂蚁一般挤满了上千个孩子，他们一边用一柄硕大的铁锤狠命地敲打石块，一边发出“哇”“哇”的用力声。在他们的旁边，来回走动着凶神恶煞般的监工，不断用竹篾抽打那些动作稍慢的工人。
矿场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的人，他们的嗓子眼里发出十分可怕的哀叫声。这是些犯了“窿哈病（铅中毒）”的矿工，他们瘦骨嶙峋，发长如蓬，双目抠陷，肤色青灰，形同鬼魅，不断地有人在抽搐中死去…….
耿飚找到了在水口山做工的堂舅宋乔生,算是安下了家。说是家,其实是一个四角落地的草棚子,为了容纳耿飚一家五口，耿飚父亲和舅舅连夜动手，把草棚子又延长了一截，又用一块废弃的旧铁皮，搭起一个厨房。耿飚的父亲还在宋乔生等人帮助下，在矿上找到了一份泥瓦匠的事做。
耿飚住的地方叫“半边街”，这是一长溜依山搭起的草棚、泥屋、石窠。它的对面就是那个乌烟瘴气的选矿场。从四面八方到水口山来挖矿混饭吃的穷人，不断地延长半边街的长度，这里也吸引了依靠各种各样职业谋生的人们。
在半边街居住的五年中，虽然耿飚还是一个少年，却亲眼看到了工人的苦难和他们斗争时的英勇，看到了压迫者、剥削者的残暴和奸诈。
十七、十八学做窿，
二十七、八逞英雄，
三十七、八咬牙过，
四十七、八背竹筒。
这就是水口山矿工的一生。
其实，能熬到背竹筒（讨米）的人并不多。在半边街，许多窿工由于铅中毒、生了窿哈病（矽肺），干不了几年就被把头收掉工牌，一脚踢出矿山。再加上使用“牛喝水”式的无勘探开采，哪里有矿哪里挖，整个矿层支离破碎，塌方、泛水、窿火（主要是用火药爆炸矿床时引起的灾害），几乎天天都有发生。半边街上的棚户里，孤儿寡母的哭声从来就没有断过，老鸦皂乱葬岗上的乌鸦，吃死人肉吃红了眼，大白天就飞到选矿场上空聒噪。
耿飚十一岁那年，一场特大的冒顶事故，突然降临到水口山矿工头上。
那天，只见一股烟尘从窿口升起来，吞没了高大的井架，选矿场周围的人们都向窿口涌去。锅炉房的喊子（汽笛）尖利地“呕—呕—”叫起来。
窿口的烟尘很快就升到半空，形成一个灰白色的大蘑菇。一百多名工人、堂客、童工已经把窿口围得水泄不通。宋乔生正在把一个罐笼飞快地放下去。有几十个大婶大嫂，不顾人们的阴拦，哭叫着扑向窿口。
“呕—呕—”一队矿警分开人群冲到窿口，大声地吹着哨子，把人们驱离窿口。他们当中一个当官的跳到高处，喝道：“宋乔生，把罐提上来！”
宋乔生仍在放罐：“王麻子，下边有四十多条人命呐！”
“那我不管，局长有令，立即封窿！”
稍静了一下的人群，突然炸了营。女人们发现更惊慌的哭喊。王麻子朝天连开三枪：
“听着。下边的几个人眼看是没命了。水火无情，不封窿就要下膨（爆炸），这可是几万两银子——宋乔生，你给我停下！”
“王麻子，你这个畜生！”
“拿下！”
又一队矿警赶来增援。宋乔生抄起一把板手，与围上来的矿警展开博斗。几十名工人加入了混战。宋乔生用一只脚踩住卷杨机的变速杆，一边用板手挥开围上来的矿警，一边拼命喊：“井下的弟兄，快进罐呀！”他想坚持到把到罐笼提上来。
但是，回缆被砍掉了，浓烟吞没了掉下去的缆绳。王麻子下令：
“装子弹，那个不听，打！”
他们硬是用枪托打开一条通路，派人把窿口封上了。
悲痛和愤怒化为仇恨，在工人和家属的心中滋长。这次矿山事故，不仅使耿飚看到了矿工生活的艰险和悲惨，也使他看到了那些官老爷压迫和剥削工人的残酷手段，从而更增加了他对官方的对立情绪。
（三）敲砂麻蝈
一九二二年，耿飚已十三岁。由于四弟在节和大妹淑贞相继出世，耿家是七口之家。作为长子，耿飚必须帮助父亲养家糊口了。趁过年的机会，耿楚南给选矿科的工头们送了礼，交了保金，替耿飚租了一柄三磅重的敲砂锤，从此当了敲砂童工。
一八九六年，清政府把水口山矿山收归国有，设立“银矿局”。民国初所，当时的政府接收了银矿局后，对矿山实行了技术改造，把原先的“大开膛”式明窿掘矿，改为西法开采，产量有了改观。并且还修了一条六公里的小铁路，由水口山矿山通到湘江边的松柏镇，专运矿砂。但其选矿方法，仍然沿袭着旧的重力选矿法，即水选法。水选之前要选砂，而这一工序，是由近千名童工完成的。
每当窿口送出矿石，童工们便一拥而上，用箩筐、破桶将矿石背到自己的位置上，举起敲砂锤，发出“哇！哇！”的用力声，把它敲开，剔出白色的废石和黄色的大粒硫矿石，然后通过其他工序将暗灰色的黑铅和白灰色的白铅分开。最后运到渡口装船，运往能冶炼的地方。
童工大都营养不良，很多人患有佝偻病，一个个脑袋显得很大，肚子鼓出来，加上赤身裸体，汗流浃背，终日“哇、哇”的喊号子，此起彼伏，叫声不断，就象稻田里那些叫做“麻蝈”的青蛙一样，因此，人们就叫这些孩子为“敲砂麻蝈”。
水口山工人运动俱乐部康家戏台
耿飚每天摸黑起床，赶在上工喊子拉响之前到场领牌，如果走晚了领不到工牌，一天就没有工做了。为了赶定额，连午饭都顾不上回家吃。
那些从地底下开采上来的石头，经过童工们的分选，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元，可是童工每月只挣到一元多钱，工头、师爷们每天拿着竹篾，在他们身边转来转去，觉得哪个童工不顺眼，便没头没脑地把他抽打一顿，被打的童工疼得满地地翻滚，哭爷喊娘。
敲砂场无遮无盖，冬天，北风吹，砂锤震，人人手上都裂出深深的口子，疼痛难忍。夏天，烈日晒得脊梁脱皮，有时一天要挨几场大雨浇。许多孩子中暑、感冒，奄奄一息地被大人背回去，再也没有回来。
到了夏天，耿飚已经是个“熟练工”了，每天可以提前完成定额，再帮那些体弱多病的小伙伴干一些。
与众多“麻蝈”不同,耿飚不但个子高,而且长得结结实实,这是长期习武的结果。即使是当了“敲沙麻蝈”后,也见缝插针,一有空儿就练。但他从不向外人炫耀,也不与人比武,当然更不去惹是生非。难得可贵的是,他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终于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即使赤手空拳,四五个壮汉也无法近身;尤其是轻功了得,上楼梯都是用脚尖一次跳四五级。
铅都起航（下篇）
（四）童工大捷
各种反动派狼狈为奸，残酷地压榨矿工，掠夺矿山资源，使水口山矿变成了一座阴森的人间地狱。
哪里有压迫、有剥削，那里就有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水口山工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自发斗争。一九一七年曾爆发了数千工人参加的“打红饷”斗争，后遭到反动派疯狂镇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水口山的工人斗争，从自发斗争逐渐变为有领导的斗争。
1922年12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震惊中外的水口山矿工人大罢工爆发了。3000多名工人没有一人上工，就地集中抗议矿当局对工人实行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罪行。罢工布告和传单贴满了矿山的每一个角落。工人俱乐部发表罢工宣言，进一步向矿当局提出了争取工人自由、实行8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政治、经济待遇等18项要求。
在工人们坚决斗争和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声援之下，矿当局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于12月25日签字承认工人俱乐部提出的改善工人待遇的18项要求，坚持了23天的水口山工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耿飚带领童工们也参加了这次罢工。
选矿科长潘振纲气急败坏地来到敲砂场，大声地咒骂着：“你们这些臭麻蝈，立刻开工，每人敲一担砂，敲不完我抽你们的骨头！”
他以为这些童工，最大的弱点是怕吓唬。他又想错了，罢工半个月以来，童工们在俱乐部的训练下，已成为坚强的小工人，面对着潘振纲的威胁，大家纷纷喊起来，
“不答应条件，就不敲砂！”
“潘癞子，潘癞子，当狗腿，流坏水。”
潘振纲恼羞成怒，拣起一根竹篾，扑头盖脸的向童工打来，边打边骂：“兔崽子！懒鬼！土匪仔！”
敲砂场上一片混乱，小伙伴们四散逃开，潘振纲得寸进尺，抓住了一个十来岁的小童工，用力把他掼在敲砂位子上：
“安伢子，今天你不给我敲砂，看我剥了你的皮！”
耿飚和刘亚球、顺生仔他们一商量，每人抓了一把砂土，冲了上去。“潘癞子，有能耐你去找俱乐部评理。欺负我们细伢，算什么？”
散开的的童工又围拢来，一齐喊：“没羞！没羞！”
“反了！”翻振纲又挥舞着竹篾，气急败坏地逼向前来：“打死你们这些臭麻蝈！”
耿飚捅一下身边的弟弟：“去喊舅舅。”
耿飚率领童工和潘振纲展开了混战，向他扔沙土、臭鞋。这家伙只得跳到一个高台上，大喊：“马大个，把你们几个弟兄叫来！”
附近几个武装矿警闻讯赶来，一见这阵势，向童工们伸出了枪口。
潘振纲有了帮手，得意忘形：“政府有令，闹工潮格杀勿论！”他从腰里拔出一支手枪，哗啦哗啦地拉拉枪栓：“谁敢违抗，立刻枪毙！”
几个矿警也拉拉枪栓，：“都干活去！”
场上气氛紧张起来，耿飚几个领头的大眼瞪小眼，急得想不出主意来。
潘振纲更上劲了：“耿家的大崽、刘家小三子、还有顺伢、牯仔，你们给我先干，老子认砂不认人。”
他话还没有说完，猛地那一声喊子又在耳边响起，耿飚浑身力量都聚到喉咙上了，就尖声喊起来：
“哇---”
几百个“敲砂麻蝈”同时“哇----”起来，这些“麻蝈”平时每天都要“哇”几千遍，底气足，嗓门好，现在一起喊起来，把愤怒、鄙视、勇气都“哇”在里边了，尤如几百个“小喊子”一齐拉响。“哇”助胆，胆壮威，童工们那几百个“麻蝈”嘴巴，这下可派上了用场。大家蜂拥而上，“哇”得哪些反动家伙连连后退。潘振纲声嘶力竭，暴跳如雷，但是谁也听不见他叫什么了，只有一片“哇”声，伴着几百只挥舞的小拳头，震荡在矿场上空。
在“哇”声中，工人纠察队早已闻讯赶到，那几个矿警灰溜溜地收了枪，抱头鼠窜。紧接着，宋乔生一个“旱地拔葱”跃上了台子。
耿飚和夫人
他一把揪住潘振纲的大衣，伸手就缴了他的手枪。姓潘的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宋乔生一脚踢下了台子。紧接着几个工人纠察队员上来把他扭住。
“孩子们，你们胜利了！”宋乔生抢起胳臂欢呼。
童工们那暂停的“哇”声又爆发起来，同时大家使劲地鼓掌。掌声、“哇”声连成一片。
这就是水口山铅锌矿工运史上著名的“一二.二一童工大捷”。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电赞扬：“……罢工十余日，俱乐部日夜训练，即幼童亦变为强夫矣！”
（五）东阳渡运枪
在工人夜校学习时，耿飚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懂得了工人阶级要通过斗争求得解放的道理，向组织提出了加入共青团的要求。1925年2月，耿飚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耿飚16岁，按规定，满18岁时共青团员可以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开始了生活中新的一页。
1926年冬，受水口山工人运动组织的指派，耿飚接受了一项秘密接运枪弹的任务，这是他第一次单独执行上级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耿飚装做一个无家可归的叫花子，在枪炮局大门口一个旅社的墙下，整整蹲了一天。通过工厂粉板签到认准了接头的那位同志。
这位同志住在厂里的工人宿舍，傍晚下班后，他与几个工友到外边的酒馆来吃饭，实际上是以吃酒为掩护，召集秘密会议。耿飚仍然像个讨米的孩子一样，溜过去与他接头。
对上暗号后，他告诉耿飚，武器弹药已经准备好，放在工人宿舍里。这几天敌人正在搜查，戒备森严，从厂门口运不出来，唯一的办法是从工人宿舍后面的墙上递出来。但是递枪的时候，必须引开东北角上的一个哨兵和厂区的流动哨。
约定好接枪的时候、暗号和交接点后，耿飚就潜出郊外，到厂北面的一座小山上去等黄佐他们。当耿飚找到他们把联络情况汇报后，黄佐同志很满意，决定仍然由耿飚在接枪时设法引开敌人。
东北角是个起伏不大的制高点。有一座小小的土地庙，据说是枪炮局长的母亲捐建的。站岗的哨兵就以这座小庙为立足点，向西可以监视工人宿舍北面的围墙，向南可以监视厂东南的湘江大堤。
第二天耿飚围着兵工厂转了好几圈，终于有了办法。耿飚找了一个破背篓，从西南角上的铁路道岔混进厂内，在试枪场的边上潜伏下来。
天黑以后，耿飚便把拣到的破铅弹头装进箩筐，在上面盖上一些乱草和树枝，沿着湘江大堤向北运动。大堤上有许多茶籽树，耿飚利用树丛接近土地庙时，故意弄出了响声。
哨兵扔掉烟头，把枪栓拉得哗哗响，大声喝问道：“哪个！”
耿飚立即伏下不动。那天晚上有雾，哨兵确实看不到。等他端着枪瞄了一会，骂骂咧咧地收起枪时，耿飚跃出树丛，直接向江边飞跑过去。
“站住！”哨兵发现了耿飚，一边大喊着，一边追上来，并且“砰”地开了一枪。
这里，正在附近巡逻的敌人，大概有两三个，也纷纷向这边跑来，还夹着哨子声。耿飚立即扔掉背篓，背篓顺大堤向江边滚去。耿飚自己又折回树丛，向南到达围墙，施展轻功纵身翻过去，一口气跑到白天租好的一个旅社里。
敌人“缴获”了那个背篓，大概以为不过是拣破烂卖钱的孩子，所以就没有再追。
十六支“老套筒”闪着锃亮的烤兰，连同一担子弹，就这样到了工人赤卫队手中。后来，工人赤卫队在宋乔生指挥下，用这些武器，打击反动的矿警和军队，夺取了更多枪支。一九二八年春天，这些武器连同水口山工人赤卫队一起，上了井岗山，被编进中央红军特务团，团长就是宋乔生。他还兼任红四军军械处长。
水口山工人武装编入红军之后，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的重视和表扬。毛泽东同志在《井岗山的斗争》中指出，水口山工人是边界红军的来源之一和红四军骨干的组成部分。朱德同志认为；在所有革命队伍中，铁军老战士和水口山矿工是最敏捷、最有纪律、最有警惕性、政治上最先进的……（见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
（六）难忘水口山
东阳渡运枪以后，耿飚离开了水口山
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六年，耿飚在水口山整整生活了十年。
这十年，正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蓬勃发展的十年。
十年前，耿飚怀着童话般的憧憬，走出了那个“朱元璋点石为门”的山冲，像祖祖辈辈闯世界的人们一样，到水口山来找“宝”。但是，这个大世界所展现给他的是一副地狱般的现实。它最初给予耿飚的是失望、鞭笞和贫穷。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由于置身于工人革命斗争的洪流中，耿飚的思想和身体一道逐渐成长起来。在半边街、在矿工的生活中，耿飚读到一本最直观的社会教科书；在工人俱乐部，耿飚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初步领略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一次次的罢工斗争中，他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团结产生力量的道理；在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更激起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定和信心。
在耿飚的回忆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耿飚对水口山的一份特殊的思念：“水口山的十年，是我参加革命的起点，我常常一闭眼，脑中就浮现出宋乔生舅舅等同志的形象，正是他们教育我，使我找到了翻身求解放的唯一法宝——马克思主义。正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
水口山这时才真正成为耿飚一生中最难忘怀的“宝山”。
井冈岁月
（一）遭遇白色恐怖
在完成了东阳渡接枪任务后，耿飚接受党组织安排，按照原定计划，回到醴陵去开展农民运动。
原来，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攻占醴陵县城后，醴陵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县农会、总工会、商会、女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革命团体相继挂牌成立。醴陵各乡的农民也纷纷组织起来，陆续成立了农会。耿飚一回来就和同志们全身心地投入了农会工作。
在连年战乱下，农村经济处于一种全面破败的状态，大部分农民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由于赋税和杂费摊派严重，加上田租，大量农民负债严重甚至破产。有民谣道：
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喝淡汤。种田的，吃米糠；炒菜的，光闻香；编席的，睡光床；做棺材的死路上，当奶妈的卖儿郎。
农民对共产党领导推翻“三座大山”（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农民运动非常拥护。
耿飚发动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禁烟、禁赌、打菩萨、破除迷信等群众斗争。斗争的中心是推翻封建地主的政治特权，把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组织起来的农民扬眉吐气，经常拉着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戴高帽子游街，并公开烧掉地主的地契。
为了保卫和巩固农会的权力，大家组织了农民赤卫队。农民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梭镖，也有大刀、棍棒和极少数土枪。耿飚领到了一支梭镖。
农民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恐慌和仇视。反革命的官僚、军阀和不法地主、土豪劣绅勾结起来，向革命势力进行疯狂反扑。
1927年5月21日，长沙的反动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公开屠杀共产党人。耿飚在醴陵听到消息说，长沙“血流成河，人头乱滚”。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是“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他们恨不得一天之内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
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决定，发动省城附近各县农军围攻长沙。这就是著名的“十万农军扑长沙”之举。
农军虽然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却组织松散、没有统一指挥、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且只有梭镖、大刀等原始武器，在凶残、狡猾且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敌人面前遭遇了失败。
许克祥得知农军要攻长沙，就调集重兵在易家湾实行防御。敌人从火车上用机枪向农军扫射。农军虽然十分勇敢，不断冲锋，但是，原始武器终究敌不过机关枪。于是，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以农军为主的队伍，就被敌人打散了。
扑城失败后，敌人进行了疯狂的镇压。由于农军总指挥是醴陵代理县长，所以敌人对醴陵革命群众的镇压更是残酷。
醴陵的反动派成立了“铲共清乡委员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工会干部、工人纠察队员、农民赤卫队员以及所有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人。反革命的屠刀高高举起，县城成了刑场，据后来的资料统计，大革命失败后，整个醴陵县遇难的烈士竟逾三万！
一时间，腥风血雨笼罩着醴陵。醴陵城变成人间地狱。
为了躲避敌人搜捕，耿飚和几位同志隐藏在山里，饿了就吃野果，渴了就饮清泉；到了晚上，才到山下活动，探听消息，顺便挖几块红薯充饥。虽然环境这样险恶、生活如此艰苦，但是耿飚并没有垂头丧气，丧失对革命的信心。耿飚坚信，反革命势力只能猖獗一时，只要顽强坚持斗争，一定能冲破黑暗、迎来光明。
（二）年轻的游击队长
“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使耿飚他们大为振奋。紧接着，又传来秋收起义的消息。1928年4月，耿飚从过路的商人那里听到：毛泽东就在铜鼓、修水一带。
从醴陵到铜鼓约二百里路程，耿飚一行晓行夜宿，朝着茫茫大山的东北方向出发了。为了避开敌人的哨卡，耿飚不能走大路，只能走曲曲弯弯的小路、崎岖难行的山路，这样就增加了路程。等走到铜鼓，毛委员已去浏阳。赶到浏阳，又得知毛委员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了。
浏阳这时仍由革命力量所掌握，工农政权和党的各级组织、革命团体都很健全。中共浏醴县委负责浏阳和醴陵两个县的工作。
浏醴县委给耿飚他们分配了新工作，耿飚被任命为县委直接领导的游击队长，任务是打击县城附近的反动武装，保卫县委和县、乡革命政权的安全。
游击队加上耿飚只有八个人，给耿飚配发的是一支老掉牙的驳壳枪，而且子弹只有三发，其他7名同志武器是两条老套筒，十发子弹，加上一些梭镖和大刀。
耿飚向县委要求说：“让我们出去打一仗吧，锻炼一下队伍。”
上级很快就给了答复，指定耿飚他们到文家市、王仙、上栗市一带，自己找敌人打。
第一次指挥战斗，耿飚刚刚十八岁，说起来还是个毛孩子，心里又激动，又没底，队员们都眼巴巴地望着他。耿飚就尽力做出沉着老练的样子，让大家坚定信心。
幸好，耿飚在老家时听父亲讲过一些孙子兵法，其中“知己知彼”一条记得很深，于是，耿飚让大家分头去侦察敌情，先摸清哪里有敌人，有多少兵力，多少武器，什么地形。
情况很快就回来了，耿飚选中上栗市附近的一家土豪，这家土豪住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山凹里，有七八个人的“团防”，除了些马刀、梭镖外，只有三支快枪，兵力、火力都与游击队相仿。
耿飚突击了一下战前练兵，选两个精壮的后生学会了攀登，天黑之后，游击队按照看好的地形向那个小村摸去，在那家土豪的土围子外面潜伏下来。
鸡叫了，土豪家里安静下来，耿飚带领两个队员，拿着两长一短，上了顶门火的钢枪，纵身翻进围墙。其他的队员带着梭镖、砍刀，同时在外面向大门运动。按原定的计划，耿飚翻进围墙后，应立即打开大门，把大家放进来，然后直扑西厢房，把团丁全部堵住。可是当耿飚三人摸到大门口时，发现一个团丁，正抱着枪在门上打盹呢。
这个原先没有料到的情况，使耿飚的脑子里“轰”的一下，什么计谋呀，方案呀，统统不存在了。那两个队员大概也差不多，愣了一会儿，忽然不约而同的扑上去，耿飚从背后出手，一下就用胳膊锁住了团丁的喉咙，掐得那“丧门星”当时就背过气了，两个队员夺枪的夺枪，搜子弹的搜子弹，耿飚一看得手，把胳膊一松，那团丁“咕咚”一声就倒在地下了。
耿飚打开大门就往外跑，那两个队员也跟着飞奔出来，门外的人一看，也跟着跑起来，等一口气跑出二三里地，还能听见那村里的狗叫成了一锅粥。
这一次游击队得了一枝汉阳造，二十发尖头子弹，枪是崭新的，大概那土豪刚买不久，连枪栓上的密封油还没消失呢。
迎着朝阳走回驻地的路上，队员们把那枝枪你扛一阵，我摸一下，欢喜得不得了，可耿飚却激动不起来，心里直后悔没按原计划冲进去，把另外两支枪也夺来。
队员们劝他：“队长，莫恼嘛，下次再干，就有经验喽！”
耿飚说：“对！再搞几次，争取每人一支枪。”
几天后，游击队又用同样的方法，到县城东郊打了一支清乡队，不但夺得了两枝枪，还仔细地搜索了俘虏，把枪弹、梭镖、马刀、匕首统统缴获了回来。
县委对游击队的工作很满意，指示耿飚扩大队伍，后来，上级给游击队派来了党代表。党代表叫李菊生，是浏阳人，比耿飚大几岁。
有了党代表，游击队的各项工作更加活跃起来，出击的次数增加，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除了在浏醴附近外，有时还出动到铜鼓、修水一带活动。游击队逐渐扩大到三十多人，分为三个班，枪也发展到二十多支。
1928年8月，党代表李菊生向浏醴县委提出了耿飚要求入党的申请，得到批准，耿飚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三）活捉张辉瓒
1930年9月，浏醴县委决定耿飚这一支游击队参加红军，耿飚被分配到红1军团第3军9师任参谋。
1930年10月，蒋介石向我中央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围剿”，蒋介石的阵容号称“十万甲胄，八面进剿”，方针不外是“分进合击”。
红军为了对付敌人“乌云压城”的“围剿”，在罗坊会议上就定下了“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实质就是战略退却，从白色区域退到红色区域，以求“天时、地利、人和”的决胜契机。把战机选在敌人分散、疲惫、饥饿、松懈、易生错觉和充分暴露弱点的时候，以便聚而歼之。
就在敌人做着“八百里连营”的美梦时，我军三万多兵力已经集结成拳头。
又是一个寒星寥落的冬夜，部队偃旗息鼓，悄悄地进入预定的阵地。天亮后，敌十八师张辉瓒部大摇大摆闯进了红军伏击圈。
红七师首先交火，当时红军的师，名曰一个师，实际上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再加上武器装备差，因此，敌人并没有把七师放在眼里，敌指挥官大模大样地摆开指挥器材，先后展开两个团的兵力，频频发动冲锋。
七师吃紧，黄公略军长立即下令八、九两师尽快完成合拢。
耿飚所在九师接到命令后，徐彦刚师长十分着急。九师是以“前三角”的队形展开进攻的，但是担任正面突破的二十六团，却迟迟不能推进，师长便把耿飚叫到面前，说：“耿猛子，你到二十六团火线上去看一下，是怎么回事，传我的命令，立刻打进去！”
耿飚抄起马刀就走，当时耿飚还没有枪，当游击队长时的盒子枪已经上交了。耿飚连跑带跳，取捷径直奔二十六团阵地。不知为什么，二十六团有两个半连正伏在一起洼地里，王团长却提着一把马刀，站在前面位置上，杀气腾腾地督战，又见上去一个战士，冲出几丈远便被敌人击中，于是又一个战士从王团长马刀下冲出去，再被击中。耿飚心想，王团长这算哪门子战法？我们的战士净给敌人当活靶子！
二十六团团长不愧是一员猛将，但他太鲁莽了，他选择的冲击路线是一条只有一、二尺宽的小路，左侧是一个池塘，右侧是两个山丘，两丘之间，有条雨裂沟，敌人用机枪顺着沟对小路扫射，刚好封锁住二丈多长的我军冲击路段。
耿飚先传达师长命令，王团长委屈的说：“我们这里被压了两个钟头了，已经下了坚决冲锋、不准后退的死命令，谁怯阵格杀勿论，这你都看到了。
他的意图是冲过这个山垭口，从侧面发动攻击，完成“五瓣莲花”的合围。
耿飚打量一下周围的地形，确实只有这一条道可走。
耿飚情急生智，用马刀顺手削下几根树枝，猫下腰冲到山垭口，就势滚进池塘，流弹在头顶上吱吱飞过，但是坚实的小路很好地充当了遮蔽物。耿飚用小棍把军帽顶起来，刚探出路面，就被子弹穿了几个洞。虽然观察不到火力点，但可以判断出，敌人离这里不远，必须拔掉这颗钉子，才能使大部队通过。
耿飚匍伏前进，沿浅水区插上一排木棍，示意王团长：尖兵排沿这排标志通过。战士们看到了他的动作，增加了信心，虽然他们没有经过训练，还不会匍伏前进，但连滚带爬倒也平安地过了封锁区。耿飚登上土丘，一眼就看到敌人筑在两丘间的简易工事——一道土坎，五六个敌人躲在土坎后面，用一挺机枪和几支步枪，正盯着那条小路呢，可他们没想到， 红军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
一阵齐射，敌人枪丢人翻。“钉子”拔掉了，早就等急了的二十六团主力，一跃而起，飞块地冲向敌人阵地，展开了凌厉的攻势。
第二天拂晓，夜幕还没退去，厮杀又开始了，枪声、杀声响彻龙冈上空，这一整天战斗异常激烈。傍晚，耿飚正向徐彦刚师长汇报二十七团的情况，就见一大群通信员从龙冈大路上向各自的单位飞跑，一路大喊着：“捉住张辉瓒啦！捉住张辉瓒啦！”
长征风雷（上篇）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人类1000年》书中，由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评出了近一千年来100个重要事件，中国有三个位列其中，一是火药武器的发明，二是成吉思汉的帝国，第三个事件是工农红军长征。
———题记
长征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
读懂了长征，就会知道人类精神中的不屈与顽强是何等的伟大；就会知道生命为什么历经苦难与艰险依然拥有快乐和自信；就会知道当一个人把个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时，天地将会多么广阔，生命将会何等光荣。
（一）困惑的广昌苦战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进行了藤田改编，原来的师整编为团。耿飚先到一师三团当了几天参谋长，又调到二师四团任团长，政委是杨成武同志。红一师、红二师均隶属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二师师长是陈光，师政委刘亚楼。
红四团是在原叶挺独立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力团，在北伐中素有铁军之称。八一起义后，一直由朱德同志兼任团长。在朱德同志不再兼任团长后，由肖桃明同志代理团长，但是尚未下正式命令，他便牺牲了。
1933年9月，蒋介石调动100万军队对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把其中50万军队用于进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认为这是与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战，亲自坐镇南昌处理一切“剿共”事务。军事上推行堡垒政策，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
1933年1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和残酷的工作环境，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也带来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又名秦邦宪）和李德（德国人，又名奥托·布劳恩）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要求红军实行“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战术，给红军造成重大伤亡。
1934年4月，国民党军逼近了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4月10日傍晚，国民党军11个师向广昌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李德和博古对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运动防御”主张置之不理，仍然要求红军战士“全线防御”。
在敌人的飞机大炮轰炸下，红军将士发起一阵阵冲锋，一批批倒下。战至4月下旬，广昌已被国民党军三面包围，红军被迫撤离。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红军伤亡五千多人。
4月16日，正是广昌保卫阵白热化阶段。耿飚所率四团的当面之敌，在炮火掩护下，竟冲到了阵地前沿，包围了四团团部指挥所。耿飚亲率两个连拼死抵抗，其他部队撤往二线“堡垒”。
战斗中，耿飚突然觉得右腿一软，几乎跪了下去，但立即又站住了，只是一个劲地指挥部队射击。敌人第一波被打退，二梯队又黑压压的涌了上来。耿飚正想抓住空隙指挥部队撤下去，可是右腿怎么也不听使唤。低头一看，只见裤管里，鞋子里全是血浆。警卫员杨力见状大惊，背起耿飚就跑，背不动时连拖带拉，一连翻了四座山头，才脱离了战场。
耿飚住进了红军医院，由于失血过多，身体虚弱得不行。听说狗肉大补，耿飚便要杨力买只狗来，再买些姜、辣子、豆豉、盐巴。
杨力果然把这事办得很好，他跑了二三十里买到一条狗，整条地煮熟焖透，送到耿飚病房里，耿飚与同病房一位团长吃肉喝汤，连骨头都砸碎嚼了。狗肉确实大补元气，十天后，伤口封口，耿飚也有了力气，便拄着拐，赶回部队。
（二）温坊一战成名
第五次反“围剿”共打了一年，其间，1934年7月，耿飚又参加了温坊战斗。
温坊在长汀以南，又叫文坊。我军侦知敌李延年部四个师集结于朋口、莒溪、壁州、洋坊圩一线，有向汀州前进的模样。敌李玉堂的第三师第八旅的两个团，已经由其“堡垒”出动，进抵温坊，在红军已经占领的松毛岭一线构筑工事。
敌第八旅就象敌人伸出的一只触角一样，一反过去只前进二、三里的常态，孤立地突出在我军前沿，这给我军提供了运动战的机会。耿飚便与团政委杨成武同志研究，用运动战来消灭敌人，并一道去军团部，向聂荣臻政委和林彪军团长汇报。
林聂认为耿飚的建议有道理，便立即召集作战会议，决心不顾“全面防御”那一套，打一个好久未打的运动战。
作战于夜间开始，从晚九点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敌人大部分被消灭，残敌固守杨背附近的堡垒和温坊南面的八角楼。军团部便令五、六团配合二十四师，消灭杨背之敌，而四团则向温坊突击。
耿飚立即组织侦察员混进村去摸情况 ，他们十分机动，在村里遇到几条电话线，统统给予剪断，并侦知敌人的兵力是两个营。耿飚与杨成武同志立即决定，由耿飚率一营主攻，杨政委率二营分割，三营殿后，对敌人实施分割围歼。
耿飚与一营先向村中间的守敌进攻，这时已是拂晓，朦胧中，见敌人正在改造居民房屋，正是立足未稳时候。红军一阵手榴弹打过去，接着就展开短兵格斗。进展之快，使得机枪排的轻重机枪都无法使用，因为不等他们架好机枪，部队与敌人缠到一起了，于是机枪手干脆不用机枪，一齐冲上来抓俘虏，当红军冲进敌指挥所时，敌军正在拼命摇电话，可是他再也摇不通了。
四团乘胜扑向八角楼敌主阵地。一、三营全力攻击，仍然是近迫作战，完全用刺刀手榴弹解决问题，敌人见大势已去，只好举手投降。
命令是进攻中由传令兵口述的，四团不知道友邻的情况，只顾一路向温坊杀进去。实际上在此后不久，军团部又下达了一个停止攻击的命令，但四团没有收到。
激战中，杨成武发现四周没了枪声，李英华参谋长也来询问决策，并报告说，各营连都发现了四团正在孤军突击的状况。耿飚当机立断：“无论如何，我们打下温坊再说。”
杨成武同志赞同耿飚的意见，并让参谋长拟个命令：“团长、政委决定：照原命令攻击。”
这时战线已推到温坊的外围，敌人利用一个葫芦垭口，堆了几条装土的布袋，凭险顽抗。
耿飚对机枪连连长说：“把你们的神枪手全调过来！”
连长说：“天太黑，看不见敌人呀。”
耿飚教给他：“对他的枪口打，看到没有，他一发射，那火光一闪一闪的便是枪口。”
火力组织好之后，耿飚把“六轮子”驳壳枪一挥，大喊一声：“干部、党员跟我来！”
机枪连的神枪手哗一下展开了火力，耿飚带着自动跟上来的突击队冲向敌人的工事，三下五除二就消灭了守敌。敌人丢下了八九具尸体，连同赶来增援的约一个连兵力，一齐溃入温坊。至天亮，敌第八旅悉数被歼，许永相只身逃脱，被蒋介石“杀一儆百”枪毙了。
温坊战斗歼敌四千多人，俘虏二千四百多人，仅四团就抓了一千六百多人，且只消耗了四百发子弹，有三个人负了伤。敌第三师师长李玉堂，被蒋介石由中将降为上校。
温坊战斗使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利而久久困惑的心情得到宽慰。然而，这个战斗的胜利，却不象以前四次反“围剿”一样，能据以扩大战果，发展成一个战役的胜利。在温坊之战后，错误路线没有得到纠正，终于铸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万里长征大转移。
（三）于都河畔送红军
中央红军从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越战越艰难。根据地在一天天地缩小，尽管上级一再强调“决死一战”、“奋力反攻”，战局仍然不见起色。
过去，红军也有失利的时候，但那时总是及时地听到上级指示，包括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困境的决策，每一项明确的指示都给指战员带来信心和力量。但这一次，一道道命令只是“死守”。结果是越守阵地越小，战士们辛辛苦苦修起来的堡垒，敌人一炮就给掀翻了。就这样被动、挨打、处处失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由军事冒险转为实行消极防御的保守主义，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根据地本来就是穷苦的边区，红军十万人马云集在这里，坐吃山空。过去外线作战筹来的粮、款用完了，只好与群众一起勒紧腰带过日子。伤病员在增加，武器弹药在消耗，却得不到补充机会。为了保存力量，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1934年10月10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离开了红都瑞金。谁能够预料到，中国工农红军此一去竟是走向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天黑了下来，朦胧的月色里，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交界处的丘陵中，聚集着除第五军团以外的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兵力19880人；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兵力17805人；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兵力10922人；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黄树藩，兵力11538人。
加上此时仍在阵地上的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兵力12100人。再加上两个军委纵队，参加长征的总人数达到十万。
江西南部的于都是个宁静富足的小县城，县城边有一条河，叫于都河也叫贡水。此刻，河上已经架起了数座木桥，开辟出了十个临时渡口，所有参加军事转移的人员都聚集在河岸边的于都城里，等着太阳落山。
这是一个离别的时刻。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借宿的老乡家的院子，把水缸里挑满了水，甚至还割了草把房东家的牛喂了。老百姓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她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的口袋里塞上一把炒熟的豆子；另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
四团团长耿飚在部队准备转移的时候开始打摆子发高烧，二师师长陈光决定让他留下来养病。万分焦急的耿飚把卫生队长姜齐贤找来了，耿飚的话很不客气：“姜胡子，你搞的什么鬼门堂？”姜队长只好一再解释疟疾病很危险，可耿飚还是一个劲儿地骂。
出发前，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一起来看望他，耿飚坚决要求跟随部队转移，并且表示他能够顶得住。陈光和刘亚楼都不愿失去这个能带兵打仗的团长，耿飚在最后的时刻被批准转移了。
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
红军主力部队和挑着各种担子的民夫队同时通过于都河上的木桥，拥挤着的长长的人流望不到头也望不着尾。
耿飚刚刚接到中革军委作战局的一纸命令，命令他的部队不得延误立即过河。经过耿飚身边的一位红军战士问了一句：“团长，看这个阵势，咱们是要到哪里去呀？”
耿飚说：“转移，打敌人去”
月亮被云彩遮住了，红军的队伍点起了火把。
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数万红军身后的苏区响起了流传至今的歌声：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
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
叫一声亲人，红军呀，
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
山上[里格]包谷，[介支个]金灿灿。
包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
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掰。
紧紧拉着红军手，红军呀，
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
长征风雷（中篇）
（四）突破三道封锁钱
1934年10月，工农红军开始了战略大转移。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5个主力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纵队共8.6万人踏上了英勇悲壮的长征之路。
耿飚事后才知晓，大转移的第一个目标是到湘西去和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周逸群）、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会师，集中红军力量以反击敌人的进攻。第二个重要目标是北上抗日。为此，早在7月份，由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萧劲光）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已开赴赣东北。当然，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大转移竟要花一年时间，走两万五千里路程，最终到达陕北。
红军转移采用的是一个“甬道”式行进方式。走在“甬道”中间的队伍，是包括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总司令部在内的“红星”纵队，这是一支近15000人的长长的队列。在“红星”纵队的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
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面担任后卫。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话讲，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
耿飚的四团担任前卫，成为红一军团的一把尖刀。其任务是扫清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制造出一片安全地带，以便“红星”纵队从容前进。
10月21日，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沿着预定目标向粤军的封锁线开始了强行突击。红军的总攻击即将打响的时候，耿飚因疟病发作浑身发软，警卫员不得不找个门板抬着他。在迷迷糊糊的高烧中，耿飚听见杨成武正给部队下达战斗任务，然后就是来来回回急促的脚步声。
耿飚咬着牙爬起来，只见担任前锋营的一营正在往前赶去，便问：“怎么回事？”
杨成武同志说：“要打一仗！”
耿飚一咕噜从门板上跳下来。叫参谋长李英华拿地图来，警卫员递过来一缸子热水，耿飚不停地喝着。参谋长指着信丰附近的一处地点，说：“我们的突击方向是古陂，离这十五里。”。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长征路上的第一道封锁线。
耿飚与杨成武同志略一研究，决定派尖刀连迅速接敌。前线敌人想不到红军来得这样快，稍作抵抗，扭头就跑。战士们喊着：“不能让他们回去送信呀！”一阵穷追，把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据抓回的俘虏供认，古陂守敌是一个营，武器装备比较好，士兵都配有钢盔，穿的是清一色斜纹布夹衣。红军战士憋了几天，一听说有仗打，个个高兴得嗷嗷叫，纷纷说：“团长，你还是躺到担架上休息吧，保证让你到古陂吃上早饭。”
因为是第一仗，耿飚不敢马虎，他把特务连连长王友才叫上来，对他交代任务说：“你带一个连，从右翼插进去，猛打这些碉堡里的敌人。但是不许一下打进去，只要打得他们吃不住劲就成。”
王友才边点头边用广东话说：“系（是）的啦！系的啦！”
王友才带领特务连逼近到敌人附近只有二十米的地方，一会用广东话向敌人“老乡”喊话，一会儿投弹射击，“冲呀”“杀啊”地造声势，吓得敌人向营部连连呼救。
敌人增援部队被引来了，四团主力便迅速冲上去，把增援的敌人围在一片开阔地里，另一支迂回部队抄了他们的后路，冲进了兵力已经不多的乌龟壳里。四团占领了古陂小镇，果然吃上了早饭。
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摆了个一字长蛇阵，由粤军和湘军共同构成，这是他们的头一次协同作战。然而，只要红军一出现，粤军就往后缩，希望湘军快点上来；而湘军因为红军还在广东境内，不肯耗费兵力冒险出击。结果，中央红军在敌人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
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在湖南的良田到宜章之间。这一带山高林密，很适合部队隐蔽行军，如果我军行动迅速，完全有可能趁敌人布置未稳而突围出去，但是由于大搬家式的行动，整个红军及机关队伍长达五六十华里，以致错过了机会。
林彪命令四团占领粤汉线东北约十公里的九峰山制高点，以 控制九峰山与北面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中央纵队通行。
耿飚率四团星夜奔袭，向九峰山主峰疾驰。狂风暴雨给红军帮了忙，粤军是顶风，红军是顺风，结果刚刚上了山的粤军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
等敌人避过大雨，向九峰山进攻时，红军已经构筑了阵地，作好了准备，兄弟部队也已在相邻的山峰插上红旗，展开了九峰山大阻击。激战一天，掩护九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安全过了粤汉线，四团才撤出阵地。
当四团与九峰山之敌激战的时候，九军团攻下了宜章、良田，中央纵队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进入兰山、临武一带。
由于四团官兵中生病的人太多，耿飚在一个叫天堂圩的宿营地请来个老中医给大家看病。他要求老中医马上治好反复发作的疟疾。老中医沉吟了很久说：有一个祖传的秘方，但毒性很大，服后会大把地掉头发。老中医担心耿飚变成秃子找不到堂客，耿飚大笑道：“不怕，只要能继续干革命，不要堂客也行！”耿飚要了老中医的秘方，走了好久才在贵州配齐了药，一剂喝下去就把疟疾治好了。
（五）湘江、湘江
红军以伤亡三千四百人的代价，一个月内突破了蒋介石在粤北的三道封锁线。
现在，中央红军的前面横着两条大河：潇水和湘江。两条大河之间地域狭窄，河渠纵横，地势平坦。
从军事地理上看，大军一旦进入这样的地带，当前后都有河流阻隔的时候，如果陷入包围几乎等同置于绝境。
毛泽东建议红军不要渡过潇水，应攻击零陵、进军宝庆，然后再回到中央苏区去。但是李德和博古拒绝了他的建议。
蒋介石对于红军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大为恼怒，对广东军阀陈济棠防堵不力大加申斥。他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并迅速调集湘军刘建绪部、中央军薛岳部、中央军周浑元部、湘军李云杰部、湘军李韫珩部五路大军共25万人，再加上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从东、南两面围堵，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敌人从南、北、东三面围了上来，而西面就是湘江。
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最后下达了：第一军团，由林彪和聂荣臻指挥，在右翼的鲁班桥、脚山铺一线布防，扼住湘桂公路的咽喉，阻击湘军刘建绪进攻；第三军团，由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在左翼的灌阳、新圩一线构筑阵地，阻击北上的桂军的进攻。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再次成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尖刀。在攻占道县后，四团马不停蹄的来到界首东面的湘江边上，涉水过江，奔上湘桂公路。在打垮遭遇的桂军先头部队后，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
占领界首后，耿飚再次接到命令，立即赶到觉山布防。
觉山是脚山铺附近一些小山的统称，这些小山包孤零零地互不相连，四团守的这个地方叫做“怀中抱子岭”，还有“美女梳头岭”、“尖峰岭”、“黄帝岭”、“米花山”等。红五团在四团到达之前，已经在尖峰岭与敌人激战半天，将企图抢占脚山铺的敌人击退。
四团刚刚布置好阵地，敌人便开始攻击了。清脆的防空枪声打破了冬晨清冷的寂静。十多架敌机每三架一组，黑鸦鸦地低空向我军阵地飞来，穿梭似地发起扫射轰炸，重磅炸弹爆炸的气浪，震得红军耳鼓轰响，站都站不稳。飞机倾泻完炸弹，对面山上敌人的大炮又开始轰击，一排一排地炮弹把觉山阵地又重新覆盖了一遍，断的树木枝叶一层层地落在红军的掩体上，把人都埋住了。
炮击一过，红军便从树枝堆里钻出来，修复工事，准备迎敌。
李英华同志爬过来，向耿飚报告了一下伤亡情况。接着，杨成武同志带领二营跃入战位，并挨个嘱咐战士们，靠近了打。
敌人靠近了，黑鸦鸦的一大片，象蚂蚁搬家似地向山坡上爬来，还砰砰叭叭地盲目射击着。看看红军没有反应，便以为全被飞机大炮打死了，督战指挥官先直起腰来，接着，士兵也停止了射击，肆无忌惮地向山上攀登。
敌人完全进入射程，耿飚扣动板机，撂倒一个敌兵，大喊一声：“打！”
各种武器吐出了愤怒的火舌，敌人丢下一大片死尸，滚下山去，稍作调整后，敌人补充了更大的兵力向山上冲锋。这样三个回合之后，红军乘胜发起反冲锋，把敌人赶得远远的，又从他们的死尸上拣回弹药。
刘建绪孤注一掷，重新组织空袭和炮击，恶毒的敌人使用了燃烧弹，凝固汽油溅得满山都是，被炸碎的树木燃烧起来，红军只能在火海里激战。到晚上，敌人尸体越积越多，又一次羊群式冲锋开始后，耿飚估计敌人这一天的发作该差不多了，便下令把敌人放近，一阵手榴弹猛炸之后，左右两翼发起反冲击，把残敌彻底赶出四团的防区。
这次出击的效果很理想。敌人因天色已黑，无法重新组织进攻，就退守全州。出击部队从树丛里、水沟里，抓了不少俘虏。
在审问这些散兵游勇后，耿飚得出一个看法，敌人在四团正面投入的兵力，不是原先通报的三个团，而是起码五个团，并且，俘虏供认，敌人的后续部队正沿湘桂公路源源开来，除刘建绪部外，薛岳部也进入可以向我发起攻击的地域。
四团把这一情况立即向师部和军团作了紧急报告。师里告诉四团，当面之敌的确切兵力是九个团。后来耿飚知道，那次四团阻击的实际是整整十五个团。
敌人的后续部队源源开来，四团左翼五团阵地尖峰岭的几个小山头，相继停止了枪声——战士们全部阵亡。
尖峰岭失守，四团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以宽大正面展开突击。四团一营与敌人撕杀成一团，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作掩体，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耿飚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耿飚，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他快走。耿飚大喊一声：“拿马刀来！”率领战士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耿飚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他不停地干呕。
面对超出我军数倍的敌人进攻，红军将士端着血淋淋的刺刀，喊着“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口号，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英勇战斗，在十里长的阵地上打得敌人首尾难顾，鬼哭神惊。四团终于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的任务。
湘江血战，历时五天五夜，是离开中央根据地以来打得最激烈、损失也最大的一战。经此一役，中央红军由八万六千人，减少到三万余人，其中仅牺牲和失踪的红军官兵就高达三万五千人。第八军团从江西出发时为一万零九百人，经湘江一战后回到部队的人员不到一千人，不得不撤销了番号。红二师也由七千人减到四千人。
王明左倾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败，促使红军指战员考虑党的领导权问题了。
长征风雷（下篇）
（六）抢渡乌江天堑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指挥员的年龄平均不足25岁，战斗员平均不足20岁，14岁至18岁的的战士至少占百分之四十。在长征途中，武器简陋的红军所面对的是装备了飞机大炮且数十倍于已的敌人。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其英勇顽强和不畏牺牲举世无双。
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关于国家的红色革命信仰和拥有一块土地的梦想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他们把梦想和信仰的种子一起播种下去，然后渴望着收获人间平等与自由的硕果，这是他们在战斗中鲜血即将流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意放弃的理想。
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觉察到红军要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便调集重兵，在通往湘西的方向上布置口袋形封锁线。而我军经过湘江一场血战，战斗力损失惨重，与敌人硬拼已是弊多利少。这时，毛泽东在湖南通道会议上，坚决主张红军转向西南，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
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前进。此时的中央红军，面临的敌情十分严重：南面桂军廖磊部已从广西进到贵州榕江，北面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已从湖南进入贵州，东面是一直尾追着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再加上黔军，总兵力是中央红军的十倍以上。
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主力部队到达之前渡过乌江。湘江一战的情景绝不能重演。
乌江是贵州省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乌江两岸悬崖陡峭，难以攀登，江道曲折，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堑”之说。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黔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
中央军委命令红一军团在龙溪、江界两处强渡乌江，红三军团五师从茶山关强渡。
耿飚的红四团在军委直接指挥下从江界强渡。1935年元旦，耿飚带领四团出发了。红军向对岸开了几枪，对面的大小火力立即实施还击，侦察小组便记下了他们的火力点。这个叫江界河的渡口对岸只有黔军的一个连，由一个团长指挥着，在离江岸约两华里的一个庙宇驻扎着大部队。
重任在肩的耿飚立刻准备部队强攻，强渡前先组织突击队偷渡。天黑下来，三连连长毛振华带着三支竹筏20名尖兵出发了，他们的任务是在部队强渡时突然发起攻击，拔掉敌人设在渡口的连哨，然后配合在渡口设立阵地，掩护架桥。由于水流湍急，只有毛振华一支竹筏5个人到了对岸。
天亮了，耿飚组织官兵捆扎了六十多个竹筏，以一个营的兵力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实施强渡。雪后初晴，当竹筏群接近江岸的时候，黔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竹筏群眼看着有被打散的危险。二连连长一声呐喊，带着一个机枪班跳入江中直扑江岸。这时，对面山崖下突然有几个人猛然跃起，快速扑向敌人的火力点，原来是毛振华的突击小组。
黔军组织了一个营的的预备队发起了反冲击，关键时刻，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向敌人发射了四发迫击炮弹，每发都在敌群里准确地爆炸，引起红军官兵的欢呼。
在四团一营强渡的同时，军委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已经来到，协助四团开始架设浮桥。在耿飚建议下，三层竹排重叠在一起成为一个门桥，被用竹篾编成的粗绳连接起来，而装入重石的竹篓被坠入江中以固定每一节门桥。不断有官兵被敌人枪弹击中掉入江中，后面的红军立即替补上来。
最后几节竹排撑进轴线，一道“天堑变通途”的浮桥，在狂涛骇浪中诞生了。
耿飚率领四团的后续部队从桥上向北岸增援。刘伯承连说：“好！好！你们立了功了。”他立即用电台通知林彪和聂荣臻，大部队按顺序过江。
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也来到桥边，江面上晴空白云，江水在桥一侧涌起一道翻腾的白浪花。当毛主席走上桥头那用作跳板的门板时，耿飚的心“通通”的跳了起来。毛主席一边听刘伯承同志介绍架桥的经过一边点头称赞。这时，周恩来同志看见了耿飚，便拉了毛主席一起走了过来，微笑着说：“团长同志，可以过桥了吗？”
耿飚举手敬礼，大声报告：“请首长通过。”
红军长征
毛泽东同志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呀！”
1935年一月三日，军委纵队在江界河渡口渡过了乌江。
（七）勇夺天险娄山关
1935年一月五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大规模渡过乌江后开始向黔北重镇遵义前进。
红一军团二师改由六团任前卫，刘伯承连夜赶往前线指挥战斗。六团在朱水秋、王集成的带领下，利用俘虏诈开城门，趁夜攻占了遵义。
四团在完成突破乌江的战斗后，连续三天三夜没休息，紧跟在六团的身后开进了遵义城。还没来得及做饭，刘伯承的命令就到了团部，要求四团立即出发，不但要追击逃跑的黔军，占领娄山关；还要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北，占领黔西北的重镇桐梓和松坎。
在连续的急行军之后正躺在街边睡觉的四团官兵，被团长耿飚和伤愈归队不久的政委杨成武一一叫醒。军号在前面吹，队伍在后面出了遵义北门。
从遵义到娄山关六十公里，一条弯曲险峻的山路穿过这里直通桐梓。在对一个叫板桥的小镇实施了攻击后，一个排的黔军被击溃。四团官兵在板桥镇终于吃上了几天以来的第一顿饱饭，都是从地主家弄来的，有肥肉、腊肉和鸡鸭。一个老猎人为红军指点了一条通往娄山关的秘密小路，红军准备了大量的攀登用的绳索、竹竿和铁钩子，然后部队向着娄山关出发了。
娄山关的险峻名不虚传。它位于娄山山脉最高处，四周山峰环立，中间两座山峰宛如两把利剑刺向天穹，形成一道狭窄的隘口，是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
要夺娄山关，必须从正面沿公路仰攻。耿飚决定采取正面强攻、侧翼抄袭的战术，由一营正面主攻，二营为预备队，侦察队和工兵排找出老猎人提供的那条小道，由右侧迂回打击敌人。
这时候，通信班把电话线接好了，耿飚刚要向师里报告情况，没想到话筒里传来了黔军通话的声音，红军和黔军的电话线竟串在一起了。耿飚决定让攻击部队暂时停一下，自己专心听着黔军的电话内容。
当耿飚听到电话里说“军座命令我们赶快撤退，不然就没后路了”的时候，他立即下达了攻击的命令。十多把军号，向娄山关吹起了进攻的冲锋号，所有轻重机枪向娄山关喷出一条条火龙。勇士们一跃而起。向娄山关猛扑上去。
战斗中的红军
敌人作垂死挣扎，躲在石头后面和掩体里，守着狭窄的关口，他们用机关枪、手榴弹、石块，向红军射击和投掷。我主力部队则利用各种地形，向敌人准确地射击，枪炮声和喊杀声，回荡在娄山关的山谷里。突然，接连不断的手榴弹爆炸声从山顶上传来，守敌顿时炸了营。原来是四团的侧翼抄袭部队赶到了，他们经过两个小时的艰苦行进，终于占领了娄山关左边的山头，按计划参加了总攻。当这些从天而降的“神兵”把集束手榴弹甩在守敌头上的时候，敌人还以为是自己的增援部队打误会了呢。
残敌见红军上了关口，已经无险可守，纷纷弃枪丢炮而逃。我军则如摧枯拉朽，一口气追杀下去。沿途到处是敌人扔掉的枪枝弹药、雨伞包袱，还有烟枪、军服。
耿飚和杨成武登上娄山关，首先看到的是敌尸横陈，污血斑斑，伤兵负痛哀号。再行几步，一座石碑矗立在路旁，上面刻有“娄山关”三字，关下云雾缭绕，山路如丝。
四团追击黔军一直追到遵义以北七十多公里处的桐梓，先击溃了黔军两个团的阻击，然后和黔军的一个重机枪连接了火，这个连抵抗了一阵子也撤退了，边跑边喊：“红军先生，机枪扔在草垛里啦。”最后，四团占领了贵州与四川交界处的松坎，这里距离遵义已有近一百公里。
师部令四团就地警戒川西方向的敌人，并休整七天。同时，命令耿飚到红一师报到，担任参谋长。
（八）雪山草地，苦难征途
1935年1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它在革命的危急时刻使红军的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它使毛泽东开始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
1935年1月17日，耿飚奉命调到红一师任参谋长，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在毛泽东同志为主的新任军委领导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阻截。
6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翻越川藏边的大雪山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夹金山海拔四千五百米，高寒山区，再加高山反应、氧气稀薄、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使人头昏眼花、胸闷气短、四肢无力。
耿飚与红一团一起走进大雪山。军团通知他们必须在上午九时到下午三时之间通过夹金山。上山之前，军团长林彪解除了一道不许吃辣椒的禁令，准许部队可以吃辣椒，以使身体温暖。
耿飚自幼当矿工、练武术，体质还算不错。因此在通过大雪山时，没有遇上多大的不适。快到山顶时，因为空气稀薄，大家心脏狂跳，像要从喉咙里窜出来一般，腿也打颤。官兵借助拐棍，不时地往嘴里放几颗盐巴，人抓住马，马靠着人，连推带拉，才登上了山顶。
下山时红军干脆坐“滑梯”，当天翻过夹金山，进入藏民游牧区。
在两河口，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了。
红军长征
1935年8月，红军继续北上。耿飚所在的一师作为红军右路军离开毛儿盖，陆续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松潘大草地，沿着二师留下的路标前进。
六百里草地，一汪汪的黑水、泥潭，一丛丛的杂草、枯叶，没有可做标志的地形地物，只是一望无际的水汪、草丛、泥潭。天气一日多变，狂风、浓雾、暴雨、烈日、冰雹，轮番向红军袭击。不知什么时候，脚下的腐草便会突然冒出一个泥坑来，这时就得赶紧卧倒，从泥坑上面滚过去，稍一怠慢，就会陷下去，越挣扎陷得越深。有的同志想去救人，结果一起被泥浆吞没。
在水草地里最大的威胁是饥饿。走到草地中心地带时，大部分同志都断粮了。由于连续的行军，再加上气候恶劣、吃不上饭，同志们身体虚弱到极点。许多同志就那样走着，走着，慢慢地倒下去，再也没有爬起来。
没有吃的，红军就找野草、野菜充饥。草地上植物不少，但能吃的不多，大部分都有毒。腐草滩的边沿上，生着各种好看的蘑菇，可是没有一样能吃的。为了尝出哪些是可以食用的野草和菌类，许多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走到草地的边沿地带时，水沟里有了鱼，于是耿飚他们便钓鱼充饥，钓到的粘鱼、大头阔嘴，嘴巴上有两条须，大的有七八斤重。尽管少油无盐，清水煮鱼有一股腥气，但总算可以支持下来了。再往前走，就见到了飞禽走兽。首先发现的是野鸡，再往前，就发现并猎到了野猪、黄羊，于是，饥饿的威胁逐渐减少。
红军终于走出了草地。从此，这片亘古无人通行的沼泽写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人民战士（上篇）
（1）会师陕北
红军走出松潘大草地后，英雄的红四团在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攻占了天堑腊子口，打通了川西进入甘肃的通道。红军大部队通过腊子口向北翻越岷山，占领了大草滩，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和盐巴，部队再也不饿肚子了。
下一步红军往哪里走？
毛泽东叫来红一军团侦察连长梁兴初，要求找点精神食粮来。侦察连官兵化装成一队国民党军，进入了敌占区哈达铺，梁兴初从一个国民党少校处收集了不少报纸杂志，然后把这个少校绑来一起送给了毛泽东。
耿飚在住宿的墙上发现了一张《大公报》，在付给房东一块大洋后，小心地将报纸揭了下来。国民党在报纸上刊登的军情分析，等于在给红军传递情报。
毛泽东终于确切地知道：在陕北，有徐海东和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存在着一块几乎与江西的中央苏区面积一样大的红色根据地。这个晚上，毛泽东睡了一个好觉。
红军占领了哈达铺，毛泽东要求红军官兵吃好，休息好。
洗澡、理发，红军官兵们近一年来第一次洗热水澡，人人洗得很彻底，个个红扑扑的像只胡萝卜。每个连队都忙着杀猪宰羊，杀鸡杀鸭，每天三顿，还邀请当地的百姓来做客。
红军明确了前进目的地：陕北苏区。1935年9月23日，整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向北出发了。
到了通渭县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来到了第一纵队一大队，大队长杨得志看来了这么多人，对参谋长耿飚说：“首长都来了，咱们要好好招待一下。”耿飚说：“你汇报工作，我来安排招待。”
耿飚在通渭城内找到一家西北风味十足的饭馆，让老板办两桌价值十块大洋的酒席。
老板爽快地答应了，但又怕办不好，当地一块钱可以买五只鸡或一头羊呐。耿飚把大洋拍在桌上：“你尽力办，有好东西全拿出来，菜的量要大，杯盘要干净，酒要足，而且多放辣子。”
由于人比较多，本来安排了两桌，到吃饭时，毛泽东同志连说：“合兵，合兵！”于是大家将两桌合在一起，连连碰碗，为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干起酒来。
酒有两坛，碗又大，毛泽东兴致很高，和这些大难不死，走过万水千山的人都干了一次。微微有些醉了，于是撤去残席，搬上西瓜。毛泽东同志一见有西瓜吃，便让把一盘辣子留下，把辣子、酱油、醋都抹一些在西瓜上，说这叫“五味俱全”，一再劝张闻天同志尝一口。
张闻天同志咬了一口，连叫“太辣！”
毛泽东同志哈哈大笑：“吃辣子的人最革命嘛！”
……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进入西北苏区，从而胜利地结束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与此同时，东北军和马鸿宾的骑兵一共四个团也尾随上来。
毛泽东说：“看来非要打一仗了，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
在彭德怀指挥下，红军在吴起镇歼灭了敌人的一个团，击溃了三个团，缴获战马两百多匹。
1935年11月3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和陕北红军十五军团在下寺湾召开了胜利会师大会，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计划的破产，预示着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红军官兵一路浴血奋战，前仆后继，舍生忘死，用坚定的信仰和不屈的精神，在中国的腹地传播了创建新中国的革命理想。在经过的每一座城镇和村庄中，百姓因为他们知道了共产党人的革命。
那些牺牲在征途上的红军官兵，他们的鲜血日复一日地润泽着中国辽阔的腹地，使那里的高山得以葱茏，河水得以奔流，使那里的每一块田野得以丰饶。中国工农红军永远分享着人类最壮丽的史诗——长征——的光荣。
（2）留守抗日大本营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比较早的一个根据地，它的前身是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所开辟的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当地红军会合，从此，这里便成了党中央所在地。
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全国。中共中央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了抗日宣言，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请缨出征。
由于“八一三”上海沦陷，南京政府终于答应了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洛川会议决定了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以及抗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挥戈出征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北成为全国抗日的大本营。
耿飚同志担任改编后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第385旅副旅长兼参谋长，参加了抗日誓师出征大会。但是，十月初来了命令，385旅只有七六九团开赴前线，而旅部和七七○团留在后方，担任保卫陕甘宁的任务。
耿飚一贯担任先锋部队的指挥员，心理上还一时转不过弯来。刘伯承、徐向前首长耐心地与耿飚谈了话，讲明了留守革命抗日大本营的重要性，耿飚接受了他们的劝告。
毛主席不知怎么知道了耿飚流露过不愿意留守、要到前线去打仗的心思，便对耿飚说：“你在后方也可以指挥嘛，可以给前方出点子啊。你们七六九团在阳明山就打了胜仗嘛。都走了，谁给我们中央这些人搞饭吃呀？我对你们肖（劲光）主任讲了，我今后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呐。”毛主席还打了个比喻：鸟有窠、毛毛有摇篮，革命要有根据地。这次谈话坚定了耿飚做好保卫边区、建设边区的信心。
留守兵团的任务是：固守千里河防，随时准备抗击东面沿平绥线进攻的日军；严阵以待对付周围国民党二十余个师的包围；打击边区内几十股土匪的袭扰；加紧军政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和积蓄干部；保证边区政府和军民的生活供应。
从1940年十一月起，国民党便完全撕毁了两党达成的协议，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并破坏了交通，堵绝了商品输入途径，边区的吃饭、穿衣、医药、日用品都成了问题。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军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1940年冬后，359旅和385旅奉命屯田开荒。
385旅去的地方叫大凤川、小凤川、东华池，在庆阳东北的子午岭大山里，那里有大片荒芜的土地。
耿飚率三个营进山开荒，没有房住就挖窑洞，没有工具就放火烧荒。最棘手的是深山丛林里，野兽特别多，尤其是猛兽。它们不担糟蹋庄稼，还咬伤人畜，成了开荒种地的大敌。王维舟让耿飚采取措施，耿飚便组织了打猎活动，把战士们每三人分成一组，背上用红纸做个标记，以免误伤，到树林中去打活靶。
一个月下来，打到四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狐狸、上千只野兔。战士们把兽皮剥下来，送到西安去卖钱，兽肉当然是战士的美餐了。耿飚是第一次吃老虎肉，与牛肉差不多。耿飚还送了一只老虎到延安，给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把虎骨送给中央领导同志泡酒治风湿。
385旅利用大凤川、小凤川水源充足的有利条件，种出了陕北稀有的大米，除了自给自足外，将大部分交给了中央和兄弟部队。
在大生产的同时，我边区军民组织起一个野战兵团，坚决回击国民党的进犯。至一九四二年初，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3）收复张家口
1944年九月，陕北的秋梨熟了，耿飚接到正式通知，告别了延安，向晋察冀赶去。
耿飚到达晋察冀后，任军区副参谋长，和程子华同志一起主持军区工作。耿飚又兼了军区联络部部长和司令部情报处长，向保定、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等地派出侦察、情报人员。他们的任务是发动工人运动，搜集日伪情报，瓦解敌军士气，为反攻做准备。
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斗接近最后胜利，日本侵略者这头“野牛”，已被我抗日军民的战斗烈火烧得走投无路。1945年二月，军区制定了扩大解放区的战略方案，发动春季攻势，各分区先后光复了任丘、河间、新镇、饶阳、灵丘等县城，威逼北平，并重新掌握了紫荆关要隘。
1945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毛主席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号召。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军委要晋察冀军区迅速占领张家口，打通去东北的通道。
张家口是塞上重镇，日寇以此为中心，苦心经营了防御工事，屯集了大批粮食和军火，为了保守这些工事的秘密，日本兽兵杀害了数以万计的中国民工。
日本无条件投降时，聂荣臻、肖克等同志都在延安，他们得知苏蒙联军正向张北进军，立即给程子华同志和耿飚发来一封电报，让他们相机夺取张家口。
当时，按照朱总司令八月十日的命令，驻张家口的日军已经与八路军取得联系，接洽投降事宜。然而仅仅过了一夜，敌参谋长即变卦，声言他们奉冈村宁次的命令，只能向蒋介石的“合法”政府投降，虽然我方再三警告，他们仍然不听，妄图依托工事，苟延残喘。
人民的胜利果实，绝不能让反动派摘去。八月十七日，耿飚电令平北军分区派部队向张家口急驰。平北军分区的四十团和十四团迅速完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察北骑兵支队亦在多伦与苏蒙联军会师。耿飚到各部队去看望了指战员，他们为了抢在国民党“接收大员”前面赶到张家口，一路飞奔、日夜兼程，脚上打了一层又一层血泡。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二十日拂晓，耿飚在军区指挥所下达了总攻命令。部队从东、南两面攻入城内，占领了日军领事馆，突破清水河铁桥防线，日军扔下他们的妻子儿女和大批军需，狼狈逃窜。我军立即控制全城，派出早已安排好的干部接管各部门的事务。
1945年八月二十二日，张家口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宣告这座塞上重镇回到人民手中。
拿下张家口，我华北根据地与东北根据地之间就有了重要支撑点。这一仗共歼灭日伪军两千余人，缴获步枪一万多支，轻重机枪二十多挺，山炮五门，弹药库和物资库七十多座，骡马数以万计，伪“蒙疆政府”副主席和市长等，也当了俘虏。
人民战士（中篇）
（4）解放石家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历了八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时，内战的阴影却已经悄悄逼近。
在美国主持下，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作为执行停战协议的机构。军调部受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领导。
1946年1月，耿飚被通知到北平参加军调部我方代表团的工作。7月，蒋介石在完成军力调运后，大举向解放区进犯。8月，美国代表马歇尔宣布调处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停战小组当然无存在的必要，军调部自然解体。耿飚就于9月回到了晋察冀军区。
晋察冀军区所处的位置，是当时全国战场的中间地带。东是陈毅、粟裕的山东战区，西是彭德怀、习仲勋的陕北战区，北是林彪、罗荣桓的东北战区，南是刘伯承、邓小平立足的大别山战区。至少在1947年夏秋，相对于国共两军在各个战区进行的大规模战斗而言，这个中间地带显得有些平静。
1947年7月21日的小河会议上，周恩来就战区歼敌成绩排了个队：华东、晋冀鲁豫、东北、晋绥、陕甘宁和晋察冀。
这次排队对晋察冀军区来讲很丢面子。
之前，中共中央决定重组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潘自力任政治部主任。野战军下辖三个纵队，同时还成立了由野炮、山炮和迫击炮合编而成的炮兵旅。
新组建的晋察冀野战军约12万人，面对着两个对手：一个是孙连仲集团，拥有四个军及两个整编师；约30万人，其中罗历戎的第三军3万余人守备石家庄；另一个是傅作义集团，拥有八个师又四个旅，约20万人。
晋察冀野战军决心打个翻身仗改变排名最后的现状。聂荣臻和耿飚把目光投向了石家庄。
石家庄位于华北平原西部、太行山脉东麓，是平汉、正太（正定至太原）、石德（石家庄至德州）三条铁路的交汇处，扼华北地区东西、南北交通的咽喉，地势十分重要。我军如果以石家庄为军事目标，不仅可以创造围歼大量敌人的良好战机，而且可以占领这个战略要地，切断敌人南北、东西的战略联系，并排除安在解放区中间的这颗钉子，从而沉重地打击敌人，而大大地振奋我们的士气、民心。
耿飚坐在地图前，久久凝思。忽然，他脑中闪过了幼时在家乡和同伴捉螃蟹的情景。耿飚觉得，石家庄之敌好比螃蟹，要进攻它就得像掰蟹脚那样先扫清其外围，切断其外援，把它变成一座孤城，然后再全力围攻。
耿飚埋首在方桌上，草拟起作战方案来。红绿箭头在素图上逐渐标出……。忽然听得远处鸡鸣，不一会附近的公鸡也都合唱起来，抬头向窗外一看，东方已经发白。
1947年秋天，晋察冀野战军在经过正太、青沧、保北等战役后，把石家庄外围及其附近地区的敌军全部扫除。在接下来的清风店战役中歼灭了敌罗历戎第三军军部及其主力第七师和第六十六团，石家庄守敌的力量大为消弱，这样就使得解放石家庄的条件完全成熟。
晋察冀野战军以第3、第4纵队分别从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以冀晋军区独立第1、第2旅、第4军分区和冀中军区独立第7、第8旅、第11军分区的部队从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实施辅助进攻；以晋察冀野战军第2纵队、独立第9旅及第3、第9军分区的部队部署于定县、新乐之间，担任阻击由保定方向增援之敌；以察哈尔军区独立第4旅及第5、第7军分区的部队向平汉路北平（今北京）至保定段出击，重点破坏铁路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11月6日黎明，我军向敌外围据点发起进攻。至12日上午十一时，核心工事守敌全部向我军投降。至此，历经六昼夜的石家庄攻坚胜利结束，华北平原上的重镇石家庄宣告解放。
耿飚把解放石家庄的喜讯报告了聂司令和朱总司令。十三日，聂荣臻同志转来朱德同志的电报，嘉奖我军“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5）兵出紫荆关
时间到了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在完成辽沈战役后，八十万官兵在毛主席部署下，秘密挥师入关。
为了给东北野战军争取入关时间，并将傅作义主力留于华北，中央军委决定：包围张家口，迫使傅作义西援，进而拖住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
紫荆关是冀中平原西面太行山区的一个关隘。“关”的本身只是一段残败的长城。这一带千山万壑，作战地图上满是曲曲弯弯的等高线。从这里往北出动，不易暴露作战企图。11月30日夜，二兵团（晋察冀野战军）奉命在此完成集结。
毛主席要二兵团在紫荆关隐蔽待命，同时，命令第三兵团进攻张家口，吸引北平敌人西援，从而抓住敌人，使其不能东逃。
12月1日，三兵团对张家口的突然进攻，果然按预定计划调动了敌人。驻守北平的傅作义“王牌”第三十五军、驻怀来的第一○四军，分乘火车、汽车向西增援。
耿飚立即意识到，该二兵团这支奇兵出动了。
12月2日，军委以“4A”级电报，命令第二兵团：兵出紫荆关，直逼平绥线。在4日一天内，中央军委给正在向北急进的第二兵团连续发来三封电报，一封比一封急，真是急如星火，军令如山。
为了不让敌人跑掉，部队不顾一切地全速向北、向北……宣传队员们扯破嗓子，用快板，用口号，用标语，拼命地喊着：“抓住三十五军！”“堵住三十五军！”“追上三十五军！”“逮住三十五军！”部队每天行军为八、九十里，4日开始改为强行军，全力向北开进。
入冬的太行山区，山风卷雪，寒气袭人。越是向北，山越险，风越硬，风卷雪粒打在脸上，针扎般地疼。部队全部一溜小跑，来不及做饭，战士们就一把一把的嚼着生小米。连、营、团、旅、纵队以至兵团指挥员，无不站在路边，大声地鼓动着：“同志们！要跟紧，千万别掉队，掉队就赶不上抓三十五军了！”“快走呀!脚板子底下出胜利呀！”……那种坚定的信念、出奇的力量，使人永生难忘。
8日拂晓，二兵团在克服重重困难后，主力陆续赶到新保安地区。
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立即以四纵占领新保安以东一线；以八纵和独立第一旅占领新保安以西一线，组成第一道包围圈；以三纵构成第二道包围圈。
1月22日，在东北野战军的配合下，二兵团对新保安敌三十五军发动了总攻。敌三十五军一个军部、两个整师，全军覆灭。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副军长王雷震以下8000余人被俘。四百辆美式卡车、二十多辆小轿车，还有数不清的武器弹药，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
（6）人民的胜利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耿飚时时感动于人民群众的支持。正是人民的支持和鼓励，正是人民子弟兵和劳动人民之间这种军民鱼水情，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证。
对于苦难的中国来讲，最大多数的人是谁？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这个生存能力最脆弱，生存条件最恶劣，政治和经济地位最卑微的群体，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基石。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耕者有其田是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基础。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赢得最大多数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土地改革——对于生活在旧中国的千百万庄稼人来说，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起来闹革命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为了能活下去。
抗日胜利后，就在国民党政府大员和军队将领忙着进城接收“财富”的时候，共产党人提出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
1946年底到1947年初，在凛冽的寒风和狂暴的大雪中，共产党的干部敲开了一户户赤贫农民的家门。他们用恳切的语调描绘出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景象，去打动那些对他们心存疑惑的庄稼人；他们用最坚决的手段将垄断土地的大地主和大恶霸从深宅大院中拉出来，让他们面对世代遭受压迫的赤贫农民的控诉。当一块块土地换了新主人时，农民们终于明白了只有共产党人能让他们过上拥有土地的好日子。
耿飚将军
历史证明，共产党人在各个控制区域开展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是一幅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观景象：在蜿蜒不断的解放大军的两侧、身后，甚至是前面，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几十万随军人流浩浩荡荡地向前滚动。他们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或是用自己的肩膀，把部队作战需要的多达亿万斤的粮草、弹药和物资全部承载起来，部队前进一步，他们便跟随前进一步。他们的家乡可能已被国民党军占领，他们的父母妻儿可能在深山中避难，他们的家可能已被地主还乡团放火烧毁，但是这一路上他们并不特别的牵挂，因为他们的土地、粮食，甚至娶上的媳妇生下的娃，都是共产党来了之后才得到的，他们相信只要共产党还在一切都会再有的。他们已经铁了心将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
那些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负伤的解放军官兵，被从战场上一一转运下来。在伤员转运的路上，每个村子的村口都设有村民观察哨，伤员还没进村，妇女和孩子们就跑出来迎接了。大嫂赶忙把一直热着的米汤端上来，不能直接进食的重伤员被大娘揽在怀里一点一点地喂，老人的热泪一滴一滴地掉落在米汤里。无数子弟兵就这样在乡亲们的照料下，愈合了伤口，强壮了身体，重新走向了远方的战场——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那布满如同沟壑般皱纹的笑脸、那如同老树般粗糙硬实的双手，那在所有无几的境遇里愿倾其全部的百姓，是共产党官兵刻骨铭心的依靠和难以忘怀的归宿。
1949年1月，蒋介石在总结国民党短短三年便惨败的原因时说：“我们过去统一两广的北伐时期，能以少胜多，以一当十，是因为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时期，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在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原因。”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封建官僚阶层的蒋介石也许不会明白，民心所向是什么？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是不贪赃枉法，不独裁专制，不横行乡里，不草菅人命，不横征暴敛。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无论对于正在夺取政权，还是正在巩固政权的所有政治集团而言，这是必须牢记的。
人民战士（下篇）
（7）激战太原城
1949年1月，傅作义毅然率部起义，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此期间，淮海战役于1月10日以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而告结束，国民党当局败局已定。
1949年1月24日，毛主席发来电报：杨罗耿、杨李待林罗接替所任防务之部队到达后，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
这是华北战场的最后一战。
太原是山西首府，历史上叫并州，位于晋中盆地北部，西濒汾河，东面和北面都是山岭，地形险要。阎锡山在这里盘踞了三十多年，是军阀割据时间最长的。市内有兵工厂、机械厂和钢铁厂等数十个重工业工厂。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太原就修有永久性防御工事。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增筑了数千个碉堡，对城防工事进一步修复加固，使太原成为坚固设防城市。美国记者曾这样描述：“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对数不清的碉堡感到吃惊，高的，低的，方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密集火网。”
早在1948年10月，徐向前就指挥华北第一兵团（后称18兵团）包围了太原。至11月底，陆续攻占了许多外围要点。但由于缺乏重炮装备，在久攻不下之后实行“围而不打”方针。
1949年2月，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19兵团（即原二兵团），杨成武、李井泉率20兵团（即原三兵团），加上四野炮兵第一师的两个重炮团赶赴太原前线。
4月，太原城下，集结了我军3个兵团，共10个军、36个步兵师和两个炮兵师，1300余门火炮——32万人马浩浩荡荡，潮涌而来，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
太原城内，是阎锡山13个步兵师、3个总队、5个特种兵师以及一些保安团、民卫军组成的守城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其中包括被阎锡山收编的日寇官兵一千多人。敌人还编有三百人的手枪营和九辆轻型坦克的坦克营，负责保护总部。
时年65岁的阎锡山，是反共反人民的极端典型。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周西村共产党员刘胡兰被抓后拒绝“自白”，阎锡山的部队用铡刀将这个年仅16岁的女子铡成两段。他还下令将徐向前派来劝降的纵队参谋处长晋夫、策划起义的国民党第30军军长黄樵松押往南京，后秘密处死。然而，这个信誓旦旦准备了棺材、毒药、手枪、口号的阎锡山，却在3月29日借口开会逃离了太原。
1949年4月20日，在推毁蒋家王朝的渡江战役发起的同时，解放军对太原的攻击又一次打响。
阎锡山将太原外围划分为北面、东北、东南、南面和西面五个防区，将其总兵力的约百分之八十部署在外围防区。
由徐向前领导的总前委将我攻城部队的任务区分为：18兵团从东面进攻；19兵团从南面、西面进攻，并负责攻下东南角的双塔寺；20兵团及第七军从北面进攻。
第18兵团于城东南首先插入敌阵，与从南线插入的第19兵团和晋中军区的3个独立旅会合后，切断了太原敌军的退路，之后，与位于城北的第20兵团和第七军的两个师合力围攻，至22日，太原城所有外围据点全部肃清，阎锡山的12个师被歼。
23日十七时半，对太原城的最后总攻开始。
在一千多门大炮的猛烈轰击下，太原城垣和各种各样的碉堡纷纷坍塌。18、19、20兵团分别由城东、城南和城北进攻，两个小时后攻城部队全线突入城内，四个小时后将残余国民党守军包围于市中心。
1949年4月24日上午10时，太原解放。
太原战役历时六个月，对于攻击一座省会城市所用的时间和代价来讲，在解放战争中绝无仅有。此战，共计歼灭敌军13.5万余人，其中俘虏7.7万余名，包括师级以上军官40余人。解放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共计伤亡4.5万余人，远远超过了同期在千里战线上突破长江天堑的渡江战役。
太原战役之后，随着大同的和平解放，华北自此无战事。
（8）进军大西北
太原战役后，按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来电中“18及19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的指示，耿飚等率19兵团离开了华北战场，踏上了解放大西北的征程。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国民党在这片辽阔地区所依靠的主要兵力有三股：一是胡宗南所部17个军41个师，约20万人；二是青海军阀马步芳的部队；三是宁夏军阀马鸿逹、马鸿宾的的部队。青、宁三马共有10个军33个师，约18万人。这样，西北战场敌人的总兵力为38万人。
在我军方面，由于18、19兵团的到来，第一野战军的总兵力已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约34万人。与敌人相比，我军少四万人。但是，敌人有相当部分兵力远在西宁、兰州、银川等地。加上敌人内部矛盾重重；胡宗南与二马长期以来勾心斗角，貌合神离。根据这些情况，就可以利用敌人矛盾，集中兵力先攻一敌，从而把他们分而歼之。
但是，对胡、马这两砣三摊子敌人，到底先打哪个呢？
彭总决定：先打胡宗南，后打马家军。这是因为：第一，胡宗南部在陕北遭我连连打击，损兵折将，战斗力减弱；而马家骑兵，战斗力较胡部为强。第二，胡部集中，便于围歼；马家兵配置分散，一遇风吹草动，骑兵逃跑得快，较难聚歼。第三，胡部龟缩于扶（风）眉（县）狭小地区，缺乏纵深。
彭总部署第1、2、18三个兵团进行扶眉战役，围歼扶眉地区的胡宗南部；第19兵团箝制北面麟游山区的二马骑兵，掩护主力部队侧翼；卫戍西安的第61军向秦岭佯动，而牵制秦岭地区的胡部。
7月10日，耿飚等率19兵团进至乾县、扎泉以北的高地，矛头直指麟游，并大造“打马”舆论，搞得两马风声鹤唳，随时准备向甘肃、宁夏逃跑，根本就顾不上来策应胡宗南。于是彭总从容指挥许光达的第2兵团、周士第的第18兵团和王震的第1兵团，迅速包围胡宗南部于扶眉地区。
胡宗南被我军的突然进攻搞得目瞪口呆。我主力部队经过两昼夜激战，取得了扶眉战役的巨大胜利，共歼敌四个军，4.3万余人，解放了八座县城，只有部分残敌向秦岭溃逃。
7月19日，彭总决定以第18兵团两个军在宝鸡箝制胡宗南部队，以第1、第2、第19兵团以及18兵团的六十二军，向西北方向追击二马，力争将其围歼于平凉地区。
7月21日，我19兵团由礼泉、乾县出发，沿西（安）兰（州）公路向平凉方向追击敌人。坦克营和装甲车队在前面开道，轰隆轰隆地颇有声势，这些装备弥补了对付二马骑兵经验不足的问题，敌人的铁蹄、马刀在铁甲面前失去了威风，让我军的战车追得屁滚尿流。1兵团、2兵团也相继出动。这样，各路大军驰骋，烟尘滚滚，揭开了西北大追击的序幕。
8月8日，19兵团除留下六十四军在固原一带监视宁马外，主力沿西兰公路向兰州进发。由于耿飚的病情加重，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政委让他回西安治病。耿飚到西安治疗半个月，急忙出院想赶回兰州前线，可是，捷报传来，西北第二大城兰州已经解放了。接着，彭总发布了解放青海、宁夏和新疆的命令。
19兵团按照彭总的命令，于9月9日从兰州整装出发，向宁夏进军。耿飚也从西安出发，到固原和部队会合，然后向银川进军。
14日，中宁解放，马鸿宾及其儿子马惇靖，接受我方忠告，于19日率领驻防中卫的第八十一军残部起义。24日，宁夏和平协议签署，26日，我第19兵团在银川举行了入城仪式。
自清朝以来，二马家族数代统治青、宁、甘地区的历史，在1949年夏末戛然而止。
就在19兵团解放宁夏的同时，我1、2兵团大军云集酒泉，准备向新疆挺进。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将军与彭德怀取得联系后，于9月25日宣布起义。9月26日，原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包尔汉也通电起义。9月28日，彭德怀和王震率领1兵团第二军，直取迪化（乌鲁木齐）。10月1日，我军进入迪化，从而宣告了大西北的全部解放 。
就在这一天，毛主席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那些永远倒在中国土地上的官兵，没能看见他们为之出生入死的新中国。
新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一位共产党军队的将领，在他写给女儿的信中说：“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能够在我们的国土上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
解放60多年了，中国离爸爸们的愿望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9）永远的水口山
岁月悠悠，征途漫漫，革命者的步伐没有停顿。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从军队中抽调一批领导干部到外交战线工作。耿飚听从党的安排，于1950年春调入外交部，一干就是20年。他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耿飚将军访美
1971年1月起，耿飚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78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并分管民航、旅游和军工部门的工作。1979年1月，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81年3月任国防部长。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1983年6月，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分别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
1991年10月8日，秋阳高照，丹桂飘香，热情的水口山迎来了一位特殊客人，中顾委常委、前国防部长耿飚来到阔别65周年的水口山。在热烈的掌声中，水口山授予他“水口山矿务局功勋矿工”荣誉称号。针对该矿因受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困扰而忽视市场的状况，他语重心长地建议：“矿山要进一步发展，你们要学会做生意，要学点孙子兵法。”在当时国内理论界还在为计划与市场姓“社”姓“资”而争论的大背景下，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勇气和远见卓识，为矿山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耿飚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当年从事革命活动的水口山铅锌矿。 看到这座历史悠久的矿山，经过建国后42年的建设，展现出现代化崭新面貌，他非常高兴。在矿部那棵百岁枫树下，他满怀深情地和乡亲们握手叙旧，望着火热的生产矿区热泪盈眶。回京之后，耿飚在回忆录中用3章的篇幅记叙了在水口山的革命成长过程。
在他的回忆里，体现了对水口山特殊的深情：“水口山的十年，是我参加革命的起点，我常常一闭眼，脑中就浮现出宋乔生舅舅等同志的形象，正是他们教育我，使我找到了翻身求解放的唯一法宝——马克思主义。正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
2000年6月23日，耿飚在北京逝世。（本文参考资料：《耿飚传》、金一南著《苦难辉煌》，王树增著《长征》、《解放战争》等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