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宁湘江边发现一座商周古城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里就有人类居住。历代文献对这座城均没有记载，这也是常宁首次发现商周时期的古城遗址。专家称，这样大的商周遗址在湘南非常罕见。
（文/记者 罗文鹏 通讯员 李云霞 图/记者 罗盟）常宁市湘江与茭河交汇处，在千万年的泥沙冲积作用下，形成了一片肥沃的三角洲。河边坡地上生长着低矮的小乔木林，往南靠近居民点的地方是一片片规整的菜地。
2013年底，一把考古探铲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考古人员破开土层，夯土城墙、护城河、古窑址露出痕迹，一片片网格纹、回字纹的陶器残片被从地底翻出，一座规模罕见的商周古城，慢慢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吴顺东将这处古城遗迹称之为江洲城址。
★ 古城位于河口三角洲，已发现城墙、护城河遗迹
2014年11月，正带队进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水口山铅锌矿冶遗址”考古工作的吴顺东，踏上湘江、茭河交汇处的三角洲地带。
“位于小河大江的交汇处，适合早期人类的居住，便于获取自然资源。”看到这里的地形地势，他当即推测，这里可能埋藏着古代人类的活动遗迹。
2014年底，他带着一群考古工作者在这三角洲上开始调勘，随着调勘发掘的逐渐深入，他惊喜地确定了自己的推测，“地下文化堆积丰富，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再到唐宋及近古三代，均发现了人类生产活动的痕迹。”
大范围的考古调勘工作逐步铺开，商周时期的古城墙、护城河逐渐露出了痕迹。考古专家大致摸清了古城的方位和人类活动的变迁。
“从新石器开始，这里就有了人类的生活居住点，最先开始是靠北，紧挨着湘江，后来居民点渐渐南移，离河岸越来越远。”吴顺东说，城墙、护城河呈现出南北走向，东边是城内，西边是城外。在城的西边修建了城墙，其他三面环水。
在城墙基础部位，考古人员发现了绛褐色的土壤，吴顺东称，这是时代特征鲜明的早商土壤。而在城墙和壕沟（护城河）的交叉点，他还发现了商周古窑址特征的红褐土。
★ 在地下碳化的芦苇颗粒，可测定出古城的年代
考古发掘深入到地下十几米，发现了夯土城墙的基槽。在基槽里，还发现了当年建设城墙时留下的跳板槽，以及碳化的芦苇垫层。
“南方多雨，工人们在基槽底铺上芦苇，人踩在上面，可以方便行走。”吴顺东向我们描述了几千年前，人们建设城墙的画面。
商周时代的奴隶和工匠们，将江边采集来的芦苇铺在雨后变得松软的泥土上，在上面来回行走，压实基础、夯筑城墙渐渐地，一座颇具规模的土城在三角洲上建立起来。
埋在城墙基槽内的黑色芦苇碳粒，对考古专家来说具有巨大的作用，通过C14年代测定，可以确定该期城墙的修建年代。
此外，在护城河和城墙内还发现了木立柱的碳化颗粒，经过C-14测定后，同样可以用来确定城墙、护城河的建设年代，从而比较准确地断定古城的年代。
★ 陶片纹饰具有水乡特色，代表着古越人早期审美特征
在古城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硬纹硬陶残片，上面有网格纹、斜四方形纹、回字纹等早期陶器纹饰，且讲究对称美。吴顺东说，它们是商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物，表现出浓烈的早期土著越人的审美特征
最初，人们为了增加陶器表面的摩擦力，以便于把持，制作了一些简单的竹木模板，然后在陶坯上拍打出各种不同的纹饰，然后才进行烧制。后来，这些纹饰渐渐融入了美学思想，在陶器上刻画一些具体或者抽象的纹路，蕴含着信仰的因素。
在许多陶片上，我们看到了工整的网格纹。这大约是因为，人们以打渔为生，渔网是他们维持生活的必备工具，于是渔网就成了他们的一种艺术题材。
在考古人员展示的一片陶罐残片上，我们看到了对称分布的网格纹、斜方格纹、回字纹。斜方格纹，可能是从渔网中抽象而来的一种几何纹饰。而回字纹，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经典纹饰，在中国古建筑、家具、古典陶瓷上很常见。
回字纹，是指以横竖折绕组成如同古“回”字形的一种汉族传统几何装饰纹样。古文字学家认为：回字的字形源自于水在流动时产生的旋涡形态。因此，回字纹具有非常鲜明的水乡气息。又因其构成形式回环反复，延绵不断，有“富贵不断头”，连绵不断、吉利永长的吉祥寓意。
★ 考古现场被称“魔鬼工地”，未来或有更大发现
为了保护考古现场，防止外界干扰和破坏，常宁市江洲古城遗址一直禁止媒体进入采访。从去年12月开始，记者多番请求进行采访，但直到7月29日才获准成行。
当天上午，烈日当空，最高气温超过30℃。考古人员不停地往探坑内洒水，以保持土层湿润，同时小心翼翼地拿一把小铲子勾勒出一根根小线条，根据这些小线条来绘图。工作人员为了保持土质的原始面貌，采用了薄膜覆盖法，并且不时用农药喷雾机喷水保持湿润。考古工作，繁琐且精细，极度考验耐力和细心程度。
记者看到吴顺东时，他正站在湘江边的一片小乔木丛里，指导工作人员挖掘护城河的底部。一转身，看到他黝黑干瘦的面庞，感觉像是一位在烈日下耕作的农民。
“吴所带领的考古发掘工地，被大家称作是魔鬼工地。”常宁市文物局局长唐伍华告诉记者，吴顺东是湖南考古界的权威专家，素以严谨、严厉闻名。
2014年12月底，江洲城址的调勘发掘工作启动，其间停歇了几个月，今年4月再次开工。每天清晨5点半，吴顺东和考古队员们便起床，一直工作到上午10点，收工回来吃早餐。午饭后休息45分钟，下午4点又出工，到了晚上7点半才迎着暮色回来。入夜之后，工作亦没有停顿，吴顺东还要整理白天的发现，直到凌晨1、2点才睡。
唐伍华说，“常宁在唐代以前的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这就意味着，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将会掀开一个大发现，填补常宁以及湖南的一段历史空白。
根据目前的发现，吴顺东指出，“江洲城址规模很大，在整个湘南地区都非常罕见。”而随着调勘工作的深入，以及正式考古发掘的展开，这片三角洲上或许还会有更多、更大的发现。
★“超级大城”：城内面积18万平方米，足以媲美中原地区的王城
（文/常宁手机报）时隔一年半以后，2016年5月6日，记者再次踏上“江洲城址”，想探究其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基本可以确定，在商周时期，这是一座超级大城!”长期早出晚归的现场考古工作，让吴顺东这位湖南考古界的权威专家被晒得更加黝黑，但谈到这处遗迹，他仍然掩饰不住那股喜悦。
2014年底开始的调勘工作，考古人员最初发现了东城墙(呈南北走向)、护城河等多处遗迹，到2016年4月份，“江洲城址”其他三处城墙的剖面也已水落石出。
考古人员在城墙基础部位发现了时代特征鲜明的绛褐色早商土壤，城墙基槽内还发现了黑色芦苇碳粒，再加上在护城河和城墙内上发现的木立柱的碳化颗粒……综合各种发现成果，整个城市的建设年代和区域分布有了较为肯定的推断。
吴顺东介绍，数千年前，这里的土著居民最初是靠北紧挨着湘江群居，但随后渐渐南移，离河岸越来越远，城市也越来越大。到商周时期，这座城市光是城墙的建设工程就已堪称浩大。据测量，目前已经发现的城墙最宽处竟有10余米，足以并驾行驶马车，而高度约10米，城内面积达到18万平方米，“面积如此庞大的城池，就算是在西汉，也相当于两个县城的规模，而在商周时期，则足以媲美中原地区的那些王城。”吴顺东说，这样的古城遗迹，在整个湖南地区都极为罕见。
(从旧时代到商周以及明清时期的各种陶器碎片)
距离东城墙不远的区域(现在被称为犁头咀)，还发现了较为集中的窑炉遗迹和大量矿石冶炼后所剩余的矿渣，这是让吴顺东颇为疑惑也饶有兴趣的地方。
“在商周时期，冶炼铸造是极其重要的行业，是国家或者城邦的核心竞争力。如此密集的窑炉遗迹，应该是当时的城市统治者有意为之，将冶铸作坊集中安置在一处，统一管理，从而形成规模化生产。按常理，这么重要的区域绝对是在核心地带，并有重兵把守，怎么又会把它布置到城市边缘呢?”吴顺东由此提出一个大胆设想，或许这片“冶铸区”也是当时城中的中心区域之一，其地位等同于城市统治者的生活办公区，暂且把它称为“禁城”或者是城中城，而已发现的东城墙，其实只是保护“冶铸区”的内墙。如果真是那样，那么真正的东城墙还要往东延伸，这座商周古城的面积有可能比之前所测算的还要大。
不过，吴顺东表示：“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种猜测，一切都要等到全面、深入地发掘以后才能下结论。”
(连日来的降雨，让江水流进江州城址临江的考古工地)
★ 谜之遗迹：如此庞大的城池，为何历代文献中都没有记载
“常宁，周朝以前属荆，战国时属楚，秦汉时属耒阳县，三国吴孙亮析耒阳西南地置新宁、新平二县，东晋太元二十年(396年 编者注下同)并新平于新宁县，属衡州。南北朝属衡阳国，隋朝属衡州总管府。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新宁为常宁，属衡州郡。五代及宋属衡州。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升为州，无领地，属湖广行省领北湖南道。明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降为县，属湖广布政使司衡州府。清属衡永郴桂道衡州府。”——据清同治《常宁县志》
(湘江南岸发现的一处古瑶址)
虽然在历朝历代，常宁所属地域均有明确标注，但关于常宁详细的地方史料却并不多，常宁市文物局局长唐伍华告诉记者：“常宁在唐代以前的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如今，这一缺憾随着对“江洲城址”考古调勘工作的铺开，已渐行渐远。
不过，记者有一点很不理解，在商周时期就有如此宏大的城池，必然代表当时土著的国力强盛，但为何在历代文献中也都没有提及呢?对于这个问题，吴顺东有他自己的看法。
根据文献的记载，早在商周时期，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的土著原居民被称之为“越族”。实际上这些“越”是众多族群的泛称，各有种姓，互不所属，或称“吴越”(苏南-浙北)、或称“东瓯越”(浙南-闽北)、或称“闽越”(闽南)、或称“扬越”(江西-湖南)、或称“南越”(广东)、或称“西瓯越”(广西)、或称“骆越”(越南北部-广西南部)……故而又称“百越”。而“江洲城址”的缔造者很可能就是百越中的一支。
当时，中原地区才是中央王朝的根据地。由于交通工具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很难达到或者全面控制“胡”“越”之地(古代中国泛称北方民族为“胡”，东南方民族为“越”)。因此，“江洲城址”上生活着的土著越人，就在相对稳定同时也较为封闭的环境中繁衍生息，就如同一个独立王国，一代接一代的生活和发展着，并逐渐形成了具有土著越人特色的早期文明和各种工艺技术，这一点，可从此处大量出土的、印有明显象形文字雏形花纹的硬纹硬陶残片得到佐证。
如果这种解释成立的话，那么这座商周古城之所以被“雪藏”了2000年，也算是在情理之中。
常宁市文物局副局长李云霞告诉记者，随着对“江洲城址”调勘工作更深入的开展，或许会有更多新发现浮出水面。在古代中国，对胡越之地历来都有“蛮族”之称。而今，“江洲城址”无疑将填补常宁以及湖南历史的一段空白，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历史悠久的湘江流域文化，将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