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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脉中的常宁书院

刘斌凌

编辑:网站编辑    访问量:3025    发布时间:2016-07-20    【字体:

开常宁学风之先河,不得不提到两个词:双蹲石、鹅湖书院。

双蹲石在常宁二中。

鹅湖书院在常宁西门外的锡爵塘,

二中离我家不远。高中又是在二中读的,自然是最亲近不过了。对二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一进校门就看到那几块笔陡高大的石头。石头很高很大,浑然一体,中间修了一条直通山顶的路。后来才知道,就是这几块普普通通的石头,竟是常宁八景之一的“开天石榜”,当时觉得除了想象丰富之外,颇也有趣。

沿着台阶而上,总会看到双蹲石。

康熙年间一个颇有些风雅的县令张芳就曾来到双蹲石边,把双蹲石改为学岩,还写了一首《游学岩》,里面有两句:“何处临流好,无如泮壁东。题名依石丈,余事托诗翁。”心情很是闲雅。

这当然双蹲石风雅诗趣的一面。听了也不过莞尔一笑。

然而这双蹲石实在是很不寻常,他理性的一面似乎更加引人注目:双蹲石畔同时也是朱熹弟子,宋代理学名家袭盖卿设馆授徒的地方。

这时候,袭盖卿,这位理学名士便脚步安详地向我走近。因为他是正襟危坐的理学大师,不是形骸放浪,性情随和的诗人县令张芳,我竟有些手足无措了,在我眼前,他的身影愈加模糊而高大,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他。齐白石说,学古人,要学到恨古人不见我,不要恨时人不知我耳。我呢,且不说学古人了,就是感受一下古人风范,也只是痴痴地牵着那些故人的衣袂,撞撞跌跌,磕磕碰碰,然而终究是跟不上的,于是眼见他们一个个远去,身影模糊,音容稀薄,手兀空举着,仿佛在告别又像是呼喊。

古县志说:“南方文明之像,而士少宦情,宁邑尤甚。故垂之竹帛者寥寥也,然以笃实为精华,宗经明道之士,节廉孝弟之行,盖亦顶臂相从矣!”族谱也说到:“余邑僻在衡岳,潇湘之阳,处九嶷之麓,当荆南、黔、粤之交,岭岑崔嵬,穹窿幽邃,郁挠而不得少舒。自古伟人杰士,未尝出于其间。独疏狂落魄之士,稍稍见之。”古人把出人才少归咎于地理上的原因,因为常宁西南环山,东北绕水,交通闭塞,民智不开。

民智未开,民心愚钝,正是这样才需要教与学。然而,在宋之前的数千年间,常宁并未出现一所书院,直到北宋庆历四年,才建了一所学宫,限于师资,影响甚小。袭盖卿是南宋常宁人,孝宗朝以明经中进士,后入岳麓书院,就学于朱熹,成朱熹一派,性情耿直,为孝宗及同僚所不喜。终南宋一朝,党朋争乱,内讧不已,政治动荡,终于在宋宁宗庆元二年,韩侂胄专势擅权,制造了南宋第一冤案“庆元党禁”,朱熹被贬,朱熹弟子及其同情者不同程度受到处罚,盖卿也罢了官退居故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庆元党禁”成就了袭盖卿和常宁的这一段缘分。庆元二年至嘉泰二年复出离乡的短短六年间,袭盖卿素衣节食,修身养性,于常宁城关南门外双蹲石畔创芹东书院,自创立之日起,这座书院便云蒸霞蔚,红光满面,自此常宁学风为之一变,民智大开,人文蔚起。

芹东书院,于康熙年间改为双蹲书院。

所以我想说,这个袭盖卿实在是了不起。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似乎是千百年来,无数中国文人的修身之道。千百年前,亚圣孟子提出的这个貌似光荣的口号,其实颇有其可笑之处。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看来,修身与平天下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们又是一体的,是实现“小我”向“大我”的过度。然而,它的本质是自私的,这句口号在演变过程中逐渐异化成了一种较为尴尬的人格结构,成为一种虚伪的修饰:进,则得意洋洋,沾沾自喜,美其名曰兼济天下;退,则失魂落魄,无精打采,自我安慰曰独善其身。而在失意人念及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实大有不甘。

盖卿不同。达则直言善谏,其诚其勇,为时人所敬所重;而穷,则短褐穿结,简朴平静,努力着手故乡教育。他想到了天下,也想到了故乡,他在《邑侯赵公惠政碑》中称颂了一个姓赵的常宁县令,治宰安宁,爱惜乡人,自言当作此“清德颂”记之,可见他对常宁故土亲人的热爱和牵挂。他至始至终都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文人,一个典型的湖南文人。他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岳麓一脉绵延不绝的湖湘文化精神,而这种精神从双蹲石畔出发,终于打通了常宁人文精神的玄关。

鹅湖书院远没有芹东书院(后改名双蹲书院)那么幸运地一直留存至今,而是毁于元明之际的炮火之中。

今天,我们当然是看不到鹅湖书院了。

鹅湖书院及其创建者王居仁仅在泛黄的纸页间留下不过寥寥数字,然而,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似乎还能听到那朗朗书声,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

王居仁是宋朝理学名士,常宁人,在南宋理学大师朱熹高足袭盖卿因“庆元党禁”退居故里,创芹东书院。不久,王居仁也因韩侂胄专权绝意仕进。二氏同隐故里,在南门外双蹲石前研讨学问,分地设坛讲学:盖卿在双蹲石前建芹东书院(后改名双蹲书院);居仁则在西门外锡爵塘建鹅湖书院。如果说袭盖卿绵延流长,开常宁学风之先河。王居仁则传经布道,无意之中将湖湘文化引进了这座南方小镇。

王居仁与袭盖卿曾同执经于南宋理学大师张栻之门,袭盖卿师从多名理学大师,对政治的热情似乎更多一些,王居仁不同,王居仁从骨子里来说,就是一个文人。他生性淡泊,无意名利,对官场是非更是冷然处之。这从他的名号“习隐”上可以看出,习,即研习理学,深发师说,隐,即隐居故里,淡泊名利,他的一生都以研习理学,教授生徒为要务。

张栻是四川绵竹人,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宰相张九龄之弟张九皋十四代孙。其父张浚,宋高宗朝名相。年仅二十,即中进士,忠直果敢,忧国爱民,任相后,曾举荐陆游、辛弃疾等投身北伐,收复中原。因秦侩弄权,张浚忠被排挤出朝,积劳成疾而亡。张栻在理学上卓有研究,名望颇高,和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然而,在奸臣当道,国将不国的南宋一朝,这位理学大师过得其实并不如意,他立志报国,却因朝廷昏庸报国无门,有心直言勇谏,也终不过牢骚而已。只好愤然离开朝廷,退居长沙,一面教学授徒、一面著书立说,先后创建了长沙城南学院、岳麓书院。而以岳麓书院最为有名。

岳麓书院已经绵延千年,张栻、朱熹、王阳明等大批理学大师和文化学者在此讲经传道,在教授的过程中,大师们的人格品质、处事态度、视野观点无不深深浸润在这座庭院里,深根发芽,枝繁叶茂,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湖南人,岳麓书院不仅仅是传授理学的载体,更是湖湘文化的摇篮和象征。

湖南人,自古就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以湖湘文化为主体。湖湘文化,湖为洞庭湖,湘为潇湘、蒸湘、漓湘(三湘大地)交汇成的一条长河湘江,他们不仅仅是地域符号,更是一种重要精神和文化谱系。湖湘文化,是中国最奇特的文明,地处江南却无江南的柔软灵秀,它是强大的,有着可以与北方对峙的力度,却又完全不是北方的那种硬朗。这两种极端的精神气质,凝聚并交融于同一条河流,同一个湖泊。它可以忍受一切,就像舜那样抱着慈悯仁慈的念头。它又可以摧毁一切,就像曾国藩一样显现出铁血的宰杀尽绝的狰狞。但它的基本精神是悲观的,这种悲观由太多失败者的情绪郁结而成,它觉得整个世界一直都处在无可救药的状态,惟有自己可以去拯救,而且是用一种绝望的方式去拯救。他孤独、高傲、绝对、狂热又包涵了深深的诡谲。悲悯仁慈的炎帝舜帝、怀沙自沉的屈子、长歌当哭的贾生、博学忧民的韩愈、柳宗元、忠君北伐的寇准、范仲淹,理学大师朱熹、张栻都曾为这种精神贯注了丰富的精神血脉。她自身孕育出了蔡伦、周敦颐、王夫之、魏源、王闿运、何绍基、怀素、欧阳询、齐白石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到了近代中国,面对列强入侵,国土沦丧,湖湘文化,她所制造的生命能量,终于尽情而完美地呈现了出来,并一次又一次地把湖南和湖南人推上了无与伦比的高度。

于是有了杨度:“若到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绝望呼号。

有了王闿运的狂言:“大江东去,不过湘水余波而已。”

有了谭嗣同:“一鄙一莫或无湘人之踪。”

于是有了从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到谭嗣同、黄兴、陈天华、宋教仁、杨度,再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罗荣桓、贺龙,还有胡耀邦、朱镕基的近代杰出人物……

只有在南方,在湖南,你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样一条大河,这八百里洞庭之水,永远漂泊着一个民族的忧患。

王居仁身为张栻得意门生,又在岳麓书院研读多年,他回乡后,凭借充沛深厚的理学知识,立志深发师说,引掖后进,一时之间,潇湘文人,翁然师之,从鹅湖书院生发开来,常宁一邑,学风鼎盛。王居仁是淡泊朴素的,然而在教书讲学中,他又是立志而坚韧的,在这一教一学之中,湖湘文化的精神不觉深深潜沉在常宁这座南方小镇。因地理偏僻、交通闭塞,常宁人性格深处的忧患意识与湖湘文化是不谋而合的,于此同时,另一种精神:孤绝、坚韧、奋发……也随之湖湘文化的潜入而滋长勃发着,成为常宁人精神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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