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元之元

发愤蛀书

编辑:网站编辑    访问量:4932    发布时间:2016-07-20    【字体:

历史不断轮回,象极培元塔的风雨百年。

  百年后的一个午后,我们来了。爬上塔顶,极目江天,“渔市孤烟袅寒碧,水村残叶舞愁红。楚天阔,浪浸斜阳,千里溶溶”,柳永的句子涌上心头。

  通江达海的宜水是见过世面的,片帆点点中,南来北往的达官、士人、商贾、排工,记住并传诵这个常宁的地标。

  培元塔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地标,更是常宁精神的地标。

                                                                              (一)

  培元塔是唐训方捐两万两银子建的,常宁人都知道。但何时因何而建?为什么叫培元?没几个人能给出正确答案。我也只能在只鳞片爪中推测最逼近真相的那个答案。

  唐训方(1809-1876),字义渠,湖塘(今兰江乡)人。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四次赴京会试,均落第。咸丰三年(1853)大挑得二等,主讲双蹲书院。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令他以教谕随征,旋即回乡募常宁勇500名,成立“训字营”。自兹后,唐训方帅“训字营”随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转战江西、湖北,以军功获“巴图鲁”称号。同治元年(1862),授湖北巡抚。次年,因政治斗争,僧格林沁、富明阿等弹劾唐“督、藩有事不相谋”、“交代过于束湿(政令苛严)”,遂罢官。同治七年(1868),乞假省墓。复出任双蹲山长,督修《同治常宁县志》,辑《常宁诗文存》,又捐银二万两建培元塔。(《常宁县志》P505-506

  文人领军,这是清中叶以来,八旗正规军军纪松驰,缺乏战斗力,太平军横扫半壁江山后的无奈之举,也有慈禧老佛爷“以汉人治汉”的险恶用心。曾国藩积极响应,成就“无湘不成军”的传奇,湖湘文化崛起进而影响中国近百年。

  按《常宁县志.唐训方传》,培元塔应是同治七年(1868)后建的。同一本县志中,介绍县内名胜却是另一个版本:“培元塔在县城西北桐黄乡内,清同治五年(1866)唐训方倡建。塔七级八楞,高36.3米,基周围66.7米,四门,第一层为正方形,二至六层为八角形,顶竖铁葫芦,高4.3米” (《常宁县志》P470

    那天下午,绕塔一周后,在一层的某个角落,发现一块碑石,上面镌刻:“培元塔,同治元年(1862)由唐训方倡建”,同去的几位美女开展算术比赛,几乎同时“耶”了一声:“这座塔有168年了!”

  此碑应是近年所刻,也是现代人包装营销理念的体现,就象茅台酒,窖藏的年份越久也越值钱。其实,建造时间早几年或晚几年,丝毫无损培元塔的沧桑,关键,对这座精神地标,出生时间语焉不详或将影响血统的纯正。

  野史载,同治五年(1866),宜水暴涨,淹没半个常宁城。高僧建议,在宜潭二水交汇处建座宝塔,能镇住水患,唐训方听后,捐银二万两建培元塔。查《常宁自然灾害年表》,同治五年没有水灾纪录,只在同治八年(1869),“水灾,春夏淫雨,街头雨豆。”

搜寻这么多资料,只为找到一张确切的出生证明,本来,《唐中丞遗集》中应有确切记载,可惜稿本无处可寻。

那么,培元塔究竟建于哪年?《清史稿.唐训方传》,“(同治)七年,西捻平。请开缺省墓。”唐训方应是1868年辞官归里,同治八年(1869),宜河水灾,他在高僧建议下,捐银建塔。所以,建造时间最早应在同治八年(1869)。

                                                                                (二)

  培元塔真的只是为镇水而建?历史不会如此简单,历史人物的心思也不见得如此纯粹。

  至今在常宁民间仍流传一则唐训方“捡狗屎”的掌故。

  培元塔建成后,消息传到京城,有人奏了唐训方一本:“建塔的二万两,是唐训方贪污的将士俸银”。同治帝闻奏大怒,派彭玉麟查验。彭玉麟化装成算命先生来到唐府,进门见着唐的小儿子,便问,你父亲可在家?唐训方在屋内听到有人说话,从门后一瞥,认出是彭玉麟,赶紧穿上短装,手拿粪耙子、粪筐从后门出去,再转悠到前门,故作惊讶:“雪琴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好意思,我刚从外面拾粪回来,恕罪恕罪!”弄得彭玉麟一脸尴尬。

  寒喧过后,彭玉麟直言问道:“有人告你贪污军饷,可有此事?”

  唐训方一脸无奈:“雪琴兄,我们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你还不知道我的为人?自同治七年回乡后,我潜心学问,闲暇之余,做些农活,种点蔬菜。建塔镇水是造福一方的善事,所用之款都是乡亲捐的。我带头捐出来那些银子,是卖了祖上几担田凑的,请大人详察。”

  彭玉麟与唐训方都属湘军中“书院派”的著名人物,又同为“水师”出身,这次来常宁“查处”,不过做做样子。回京后,彭玉麟以查无实据的结论上奏同治帝,最后不了了之。

当年这桩惊动圣听的大案,不会无风起浪。太平军、捻军剿平后,名动天下的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满人排挤、倾轧湘军将领,势所必然。唐训方已罢官归里,僧格林沁、富明阿等人还要致其于死地,显然,唐训方身上有种不愿妥协不愿屈服的血性。

  唐训方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帅哥。四次应试不中,大挑得教谕衔。“大挑”六年才有一次,在屡试不中的士人中挑选“体貌端正,言语译明,于时事吏治素有研究”者。唐训方被挑中,曾国藩出了力。湖南士人进京应试,大多住在湖南会馆,作为湘籍京官中最有潜力的曾国藩,自是湖南会馆的常客。有学问,长得帅,能言善辩的唐训方与曾国藩结识顺理成章,日后唐训方也成为曾国藩核心圈中重要一员。

  唐训方在常宁募得的500名常宁勇,大多是放排为生的排工,所以被编入水师,至今武汉三镇仍有常宁排工后裔聚居成村。观其从征纪略,勇猛异常,先后战败太平军名将罗大纲、陈玉成,然均以守城见长,不象曾国荃攻陷天京(金陵)后,纵兵抢掠,金银珠宝装了二十多船运回湘乡老家。咸丰十年(1860),唐训方解军事,赴粮道任。这是个肥差,顺手牵羊弄些银子不是太难的事。

  培元塔七级八楞,典型的佛塔形制。据老人们讲,原来在宜水边上有个洞,不知是原来就设计的入口还是盗洞,可直达地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是梵文的音译,意译过来就是佛塔。在佛家看来,建 七级浮屠”是大功德。唐训方征战多年,越到晚年,深感杀戮过重,向佛之心弥坚。高僧提议建塔,他应承下来,至少有三点考虑,一,建塔镇水,以绝洪患;二,立大功德,以销杀戮之孽;三,固精培元,以励

(三)

  塔的南门,唐训方亲题“培元塔”匾额,骨力雄健,元气淋漓。

  元者,气之始也(《尔雅》)。《易·乾》:乾,元亨,利贞。《彖》曰,大哉乾元。忽必烈取“大哉乾元”之意,改蒙古汗国为元朝。

  常宁精神之“元”是阳刚的、不屈的,源头来自于数千年繁衍于斯的瑶民。

  瑶民是苗人的一个支系。三苗部落最先居住在这片土地上。蚩尤战黄帝,当有常宁先民参与。战国时代,楚人开始移居此地。

  常宁的诞生,是战争的结果。三国时代,刘备借荆州,“凤雏”庞统、“黑脸”张飞都曾当过此地的县令,只是,此时此地属耒阳县,也是吴蜀争夺之地。公元257年,吴国攻下耒阳舂陵以西,置新平、新宁二县;东晋太元二十年(395),并新平入新宁县;唐开元九年(721),县治由麻洲迁宜阳,天宝元年(742),改新宁为常宁县。

  当是时,天下承平,新宁之名不符当时语境,常宁,寓“常安常宁”之意,亦是太平盛世之喜兆。

  良苦用心下,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即新宁不宁,兵连祸结。改名常宁后137年,黄巢领兵自广西顺流下衡州,扎营大堡寨子岭。此后自宋至清,兵事不断,且大多与瑶民起事有关。瑶族聚居广东、广西及零陵、郴州的南岭和阳明山,瑶民义军向东向北进取必经常宁瑶民聚居的塔山,战事不利时,塔山又可作退守屏障。宋淳熙六年(1179),郴州陈峒起义,破常宁,县城被焚;元至元十三年(1276),县内瑶民起事,遭武义将军也先不花镇压,县城西桥被毁;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奉虎满率瑶民起事,攻陷县城;崇祯十年(1637),临武矿工刘新宇、郭子奴率瑶民万余攻常宁,城门被焚;清道光十二年(1832),瑶民赵福财响应江华瑶民赵金龙起事,被追击至洋泉,清廷派三省兵力围攻,

殊死血战,8000瑶民无一生还。

  瑶民四处迁徙,依山而居,虽尚武,却秉性良善,不逼到无法生存,他们更愿意在群山中与世无争。居无定所的日子,他们凭着一双手,一把砍刀,筚路蓝缕,开创属于他们也属于常宁的文明,铸就一种智慧、坚韧、血性的阳刚之气。

  常宁的精神之“元”是开放的、包容的。翻开常宁姓氏谱碟,常宁人的先祖大多是明洪武年间从江西迁来。据1989年的统计,常宁2万人以上的姓氏11个,其中刘、邓二姓为军屯户后裔;周、陈、张、王等四姓均是洪武年间从江西迁来;李姓为永乐年间从江西移民而来;吴姓是洪武年间从安徽凤阳移民而来;唐姓是洪武年间从湖北移民而来;廖姓是元末其先祖在常宁为官落藉而来;彭姓是明永乐年间官调而来(《常宁县志》P71)。

  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据传跟朱元璋的大脚马皇后有关。某天南京城“湖南街”上,有个草台班子在演戏,女主角骑着马,一双大脚,手里捧着个南瓜。那个时代,不缠足的女人很是另类,偏皇后姓马,也是个大脚。宫里太监看到这出戏,密报朱元璋,惹得龙颜大怒,恶狠狠地嘣出四个字:“湖南街,杀!”一旁的锦衣卫指挥使没听清,以为是“湖南该杀”,马上派兵到湖南,见人就杀,等发现听错圣旨,已经十室九空,血流漂杵。

  故事终究是故事,除了能听出些对朱元璋嗜血无情的讽刺,经不起逻辑推敲。再混蛋的皇帝再混蛋的锦衣卫指挥使,也不可能做出如此混蛋的事,而且,技术操作上也行不通。

  元末明初,常宁境内确实十室九空。元至元十九年(1282),全州(元称常宁州)18421户,69420人。到明洪武24年(1391),全县只有丁口7699人。常宁人口锐减,天灾、战乱是直接原因。元至正十六年(1356),红巾军徐寿辉部太尉倪文俊攻常宁,城破,常宁民众惨遭屠戮。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瑶民奉虎满起事,被血腥镇压,常宁“扫境空虚矣”。至永乐元年(1403),全县只有5887人,其中还包括衡州卫驻常宁的驻军2637名。因人口稀少,“朝庭调江西户口于衡,至者,各插标为记,谓之安插户”。《厚雅田王氏谱》载:“我肇祖随蚁赴之众,树标杆为记。划一亩之丘,挫剌楚,芟蒿蓼,攘除厉鬼,奠定其家室,以繁育其子孙。”

  这片血与火洗礼的土地,以博大的胸怀接纳“蚁赴”而来的移民。残破山河间,一切从头再来,系千钧于一发,绵一脉于千秋。至清咸丰十年(1860),全县人口已达31万,除少量的军垦户和土著居民外,社会的基本结构由移民组成,也形成了兼容并蓄的移民文化。

  常宁的精神之“元”是博大的、进取的。各种因际缘会,常宁走过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历程,但历史终究需由深刻者理解,野性、血性的常宁精神终究需要士人注入理性元素。

  常宁在有宋一代突然人文鼎盛,这或许是宋以前文献阙如造成的假象,但实行科举以来,宋代321年间,常宁出了25个进士,元、明、清三代均未能出其右。袭盖卿,有文献记载以来常宁第一位进士,南宋理学名家朱熹的高足弟子,出掌双蹲书院;王居仁亦是理学名家张南轩得意门生,出掌鹅湖书院;许介之祖籍河南,后迁来常宁,建东溪书舍为讲学著书之处。三大书院,湖湘文人翁然师之。许介之还与当时“江湖诗人”刘克庄、戴复古、乐雷发等人交游甚密,多有唱和。清初,王夫之在常宁西庄源隐居三年,在他的周围活跃一批士人。另有诗人县令张芳,其周围亦活跃一批留意仕进的学人。乾隆年间,常宁进士张载远历知湖北枣阳、枝江县令后,告病还乡,与李如湘、王万卷、王万树、段永顼、段永隽、段嵩生、李启坤、崔宏权、段永孝等以文文结社,号 常宁十子”,有《常宁十子集》刊行。

  想当年,双蹲、鹅湖书院誉满湖湘,理学传承名动天下,江湖诗人舂陵行吟,常宁人文在宋代大放异彩,也造就了常宁精神之“元”博大、进取的泱泱气度。

  灿烂未能持续。元、明两代,渐趋衰落。元代出过10个进士,明朝277年间,常宁只出了4个进士。这与元明之际常宁兵事不断,人口基数锐减有关,最关键的是,从江西、安徽、湖北等地迁移过来的安插户大多还在为填饱肚子、站稳脚跟而奋斗,读书仕进尚属奢望。清初,常宁

    人文似有中兴气象,但纵向、横向相较,常宁人文元气尚未完全恢复。《李氏五修族谱》序言所记,“余邑僻在衡岳,潇湘之阳,处九嶷之麓,当荆南、黔、粤之交,岭岑崔嵬,穹窿幽邃,郁挠而不得少舒。 自古伟人杰士,未尝出于其间。独疏狂落魄之士,稍稍见之。”征战大半个中国,见过大世面的唐训方深感常宁固本培元的紧迫与必要,复任双蹲山长,督修《同治常宁县志》、辑刻《常宁诗文存》,兴建培元塔,桩桩件件,都是大事,也是要花大价钱才能办成的事,平生积蓄几尽于斯。不管唐训方建塔的目的是否纯粹,也不管他捐的银子是否来路不正,凭“培元”二字,他的眼光、境界,对常宁的热爱与期许,值得我们所有常宁人仰望。

                            (四)

  培元塔建成后,一直默默守在宜水边,看潮涨潮落,任日月盈虚。穿梭河中的商船、竹排,船夫、排工看到培元塔便在船头遥拜,祈祷一路平安。所有常宁人都坚信,这座塔是灵验的,神圣的。

  神圣在“破四旧”的年代被打破。1976年,在培元塔旁建农药厂。筹建过程中,培元塔成为临时办公场所,第一层作办公室和会议室,二层是招待所。那个年代,一切牛鬼蛇神被打倒,但培元培的神圣却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顽强流传。当年有个工人,中午在塔内休息,迷糊间,一个满口白胡子的老者以责备的语气问道,年轻人,你怎么睡在门口,挡我的路呢?年轻人吓得落荒而逃。晚上行路者,路经培元塔,必绕道而行,说是阴气太重。

培元塔应是庄严的,肃穆的,即使她身处厂房的层层包围,即使她要忍受隆隆机声,即使她镇日被化学制品缠绕、侵蚀,即使塔内的木质构件多次被火,她仍然有一种高贵和雍容。对这个常宁精神的图腾,我们不必害怕,却需要礼敬。  

2004年,培元塔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了修缮。

  站在塔下,拍张照片,也纪录下恢复元气、精神焕发的培元塔。脚下,宜水如带。远处,一座大城正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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