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堡偏居常宁西北一隅。这里，山水青秀，风光旖丽，是远离工业侵略和城市喧嚣，充满田园意境的“原始”地带；这里，山水养人，耕读传家，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民风，是鲤跃龙门，藏龙卧虎之地。常宁、祁东、祁阳三县在这里交界，湘江的上游——潇湘与中游——蒸湘，在这里交接。自古山水总多情，大堡山水也不例外，山有山之威风，水有水之灵秀，演绎着众多故事，口口相传，代代相传，即使至今，仍言之凿凿，别开生面，古风遗韵浓厚。
大堡：大浦？大卜？
如今的大堡乡，1995年撤区并乡时，由新洲区的大堡乡、麻洲乡和官岭区的到湖乡合并而成，总面积78.9平方公里，总人口近3.3万，沿用大堡旧名。
据查，现今国内有3个叫大堡的乡镇。一个位于甘肃陇南市康县，叫大堡镇，一个位于辽宁丹东市凤城市，叫大堡蒙古族乡，与湖南常宁大堡乡相比较，他们名副其实，因为他们有许多叫某某堡的村落，境内或通铁路，或通国道，经济条件要好上很多。常宁大堡与他们最大的不同，是依山傍水，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山水一色，江天一色，低调有内涵。
堡，有bǎo、pù和bǔ三种读音，是个多音字。读bǎo时，本义是土筑的小城，通常指军事上防守的建筑物，如凋堡、堡垒、地堡等；读pù时，通“铺”，驿站，常作为地名用；读bǔ时，是指有城墙的集镇。追溯大堡的书面称呼，应是在建国之后的土改时期。这其中或许有南下干部的功劳。他们把本地人的“pǔ”发音，书写成了中原和东北地区常用的“堡”字。当时，大堡确实是一个初具规模的集镇，至于大堡是否有城墙，可能他们并没有辨别，至于史书中有关大 浦的记载，他们也没有去考究。正如那个年代，把蓝江写成了兰江，把荫田写成了央田。一字之错，读音随着时代变迁，特别是普通话的推行，已发生明显改变。当地长者仍叫dà pǔ，年轻人和外界人士常把多音字“堡”字读成bǎo。发音变了，字义当然就变了，原来的底蕴也就慢慢被人淡忘。
大堡，到底是叫大浦，还是叫大卜呢？
清朝同治常宁志中的记载，大堡还是大浦。浦，顾名思义是指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区。古人没有将大浦的“浦”字写成长冲铺、金塘铺、新塘铺、弥勒铺、沙江铺的“铺”字，也没有写成“埔”字，更没有写成如今的大堡的“堡”字。因为他们知道，大浦毗邻湘江水边，与河洲、柏坊、松柏一样，都有几十级沿岸而下的石阶，和可以泊下几十条船只的码头，是水路重要的港湾，不是跑马送信的驿站店铺。因为他们知道，大浦是没有城墙和凋堡，只有四通八达，天天逢墟的墟场。
而据当地老人介绍，大堡其实是叫大卜。这当中有个神奇的传说。
卜，是古人迷信，用火灼龟甲，根据龟甲上的裂纹来预测和推断行事的吉凶，后又演变成卦卜。卜分为小卜、中卜和大卜三种。小卜，多为每家每户为自家行事而卜吉凶，遇事即可卜一卦，没有多大讲究的；中卜，多系宗族、部落所为，有所讲究，一般会择日聚会而卜；大卜，主要是为国家社稷前途命运而卜。是非常讲究的，既要择时择地，又要祭天拜地，大行礼仪。
为什么叫大卜？据传，唐朝末期（878—884年），黄巢在山东、河南两地起兵反唐，后转战湖北、福建、广东等地。由于岭南气候湿热，黄巢军内多患瘴疫死者众多，士气低落，黄巢作为首领，很是心疼，迫不得已在879年拥兵北伐。自桂州（桂林）编木筏，沿湘江而上，进逼江陵，北向襄阳。在攻下永州零陵后，军队乘木筏沿湘江行至大堡，便上岸休整，选址扎营于易守难攻的寨子坑。黄巢上岸后，见寨子坑易守难攻，又如同世外桃源，供给有余，军民和睦，再加之对继续北上的一系列战事毫无把握，遂有偃旗息鼓之意，在此立寨成王的想法。岂料某日，被一牧童识破，黄巢不得不选择继续北上。于是，他根据自己的生辰八字，查出一个黄道吉日和吉位，在大堡湘江的滩涂地上，用木材搭建起一个祭祀神台，和跟随多年的卜官一道，组织了一场大型卜卦活动，敲锣打鼓，杀猪宰羊，拜天地，拜水神，声势浩浩荡荡，威振八方。最后，卜得一个大胜之卦，军营官兵喜出望外，士气为之一振。黄巢趁热打铁，随即率领大家乘筏顺流而下，浴血奋战，直克衡州（衡阳）和谭州（长沙），两座军事要塞均在一日之内攻拿到手。之后，又兵不血刃占据江陵。尽管黄巢起兵以失败告终，但黄巢在大堡卜卦，如此隆重，如此灵准，令方圆二十余里的百姓大开眼界。卜卦之地声名鹊起，民众尊称此地为大卜，寓意为大福大贵之地。
湘江边的大堡街
那个年代，没有汽车和飞机，路还是几条羊肠小道，水运是人出行，物迁徙最重要的方式。大堡作为湘江边的码头之一，有着一段与众不同的过往。
据考证，早在三国时期，大堡码头就形成，与柏坊码头、松柏码头不分伯仲。大堡所在地，正是湘江河道由弯到直，由窄变宽，水流由急到缓，滩涂从无到有之处。逶迤十余里的欧家堰在此注入湘江。这个地方，上可观九洲，下可观麻洲，视野开阔，极目远眺，“海”阔天空，山水一色，山峦起伏，遍野青翠，景致秀丽。不用怀疑，从古到今往来于湘江的游客，只要来到这里，都会有一种冲动，或者说有一种懈怠，泊船上岸，休整一番，或放松一下，或欣赏一下景物。
有码头，自然就有街道，有街道，自然就会形成集贸。大堡街因水而生，也因水而兴，一直延续到今。
大堡街毕竟岁数较大，凡事总不紧不慢，不温不火。从百日墟场就可以看出端倪。六十年前，四十年前如此，二十年前如此，现在还是如此。每天大清早，人群从四面八方而来，有划船来的，有走路来的，有挑担的，有提篮的。大家在这里各尽所能，又各得其所，有用鸡蛋换成了豆腐的，有用绿油油的蔬菜换成了白花花的猪肉的，然后陆续散去。也有许多人交易过后，坐到小餐馆里，夹上两根金黄的油条，端上一大碗白米粥，就着一小碟咸菜，吃得津津有味；或者就着一碟油炸花生米，喝上几口水酒，前五百年后五百年，高谈阔论一番，再慢慢散去。
不管一四七，不论二五八，也不分三六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潮起又落，送走许多愁。
唐宋时期大堡街的繁华，杖赖于两岸三地（湘江两岸，常宁、祁阳和祁东三地）的商贾和百姓，也离不开文人骚客。柳宗元从中原贬到盛产异蛇的永州为官，光顾和往返于湘江成了习惯，大堡街留下过他的足迹，泊船上岸，闲庭信步，宿上一晚，饮上一杯，自然文思泉涌。他那千古一绝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就是他冬日光顾客栈，推窗远望湘江所见所得，诗的笔墨很淡，意味却很深。今日，我们驻足大堡江水之滨，也还能重觅些许场景，感受到那种孤寂而又怡然自乐的心情。元结隐居祁阳浯溪，就在湘江边上，从大堡逆流而上约二三十里处。当年，他穿梭于湘江，站在大堡街上，见中原文儒与霸蛮之人交织于此，见街头熙熙攘攘，忽又冷清孤寂，见江天晴雨叵测，故触发了他对故乡的怀念和对国家的忧虑，最终成就了摩崖三绝《大唐中兴颂》。大文豪苏轼豪情一路，苦中作乐，从京城去海南岛儋州为官，沿湘江而上，直到广西兴安再上岸。大堡街也曾是他沿途消遣寂寞，释放情绪的地方，异乡风情纯真挚朴，解除了他的念乡思亲之苦，造就了他的豁达胸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便是例证。杜甫在湘江上游走多年，大堡街也留有他的足迹，《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的诗中写道：“气春江上别，泪血渭阳情。舟益排风影，林乌反哺声。”一叶扁舟和一排大树，掩映在烟雾朦胧的江面之上，常人于此也会感叹万千，何况诗圣乎！
一百多年前，大堡已成为一座人气很足的滨江小镇，与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模样和韵味无所差异。年长者提起时，总是充满自豪。青石板的两傍，一边是依水而立的木桩吊脚楼，一边是傍山而建的木板房，住在这街上的人，有长年盘店经营的小商人，有泊船靠岸，在此借宿一晚的过客，也有见过洞庭湖大风大浪的老江湖。不说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绝对人潮涌动，人声鼎沸。当地盛产的花生、豆子等农产品，以及烧制出来的上等石灰、挖出来的黑乎乎的烟煤，通过狭长的青石板，搬运到一张张木排之上，再组成一个木筏队，漂到洞庭湖地区进行交易。木筏队回来时，洞庭湖里的鱼虾也跟着回到了餐桌上。即便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堡繁华依旧。大堡祁剧团在四周享有盛誉。航运社的汽笛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机动船穿梭不停，拖运烟煤和石灰，源源不断，甚是壮观。
大堡街200多年的风风雨雨，对于静候在街西头峭壁上的一棵姜子材（书名叫山牡荆）来讲，是一部荣辱与共的成长史。姜子材在湘南地段属于野材类，向来难成大材。街尾一株野材，能够躲过无情山火的蔓延，避过严寒酷暑的袭击，特别是数以亿计赶墟人员的随手一摘或柴刀一劈。这确实是一个奇迹。这200多年的日月浸润，让其根粗干壮，两根树干同根而生，如兄弟而立，腰围均在100公分以上，高大挺拔，过往行人皆需仰视，方可窥全貌。据传，此木枝繁叶茂，生机盎然，预示当地有显赫人物应运而出。
与大堡街一水之隔，是祁阳九洲，再跨江而去是祁东县河洲镇的德才村。德才村内有座刘三庙，已具规模，香客众多，甚是灵验。据大堡街长者所说，刘三庙与大堡街曾有渊源。相传，北宋年间，杨文广奉命征剿广西僮族起义，被困柳州城，向京师求援。朝廷命刘三将军（河北人）增援，限期赶到。于是雇船溯湘江而上，暮至麻洲和大堡时，只见大堡街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疑已至柳州城。再上行至德才村时，遂问船夫现至何处，答曰：九洲。刘三将军仍深信不疑，误把九洲当柳州，旋即弃 船登岸，朝大堡街突奔而来，进入街中，才知犯了大错，无功而返江边，但船只已去，他羞愧难当，投江殉国。当地群众感其忠义，便为其在离江边500米的山上挖穴下葬。下葬当天，在他身亡的江边烧纸钱，但烟却从坟穴处冒出，非常奇异，于是居民便修一座小庙以示纪念。到解放前夕，九洲村一穷苦人在地主家打工偷了一点粮物，地主发现后便要处死他，他连夜躲到小庙，并许诺只要活命，定当报恩。后来，这人不仅活命还发了财，于是捐款重修刘三庙，之后刘三庙香火不断，名气远扬。大堡每年农历八月十五都有许多人前去祭拜。
时至今日，大堡街虽有变化，但仍保留着百日墟场的风俗，仍就是一座令人感怀的滨江小镇，没有看到时间留下太多痕迹，也没有因大人物、大事件而扰乱市井的慢生活。
麻洲，新宁古城15载
大堡街附近的湘江河中，有三个洲，在上游的叫落排洲，归祁东县；在中间的叫九洲，归永州市祁阳县；在下游的叫麻洲，归常宁市。
大堡当地人一直这么形容3个洲：“落排洲是一块排，九洲是一把刀，麻洲是一条船。”每个洲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各有各的故事。
麻洲为何得名？据推测，可能是因为洲上为河流冲积土层，深厚疏松，水份足，肥力足，遍地长满野苎麻（上世纪20年前，麻洲还有种植）。
从空中俯瞰麻洲，全长8里，最宽处3里，地势平坦，形似湘江中一艘逆水而行的舰船。整个洲为一个村，常年居住有1800多人。麻洲村首姓“陈”，占85%。《陈氏族谱》记录着他们祖祖辈辈依水而居，半耕半渔、半农半商的过往。辉煌时期，麻洲曾设有5个码头，商贾云集，贸易繁荣。
说起麻洲，除了是经贸集镇，还是军事要地。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率太平军自广西起义后，向南京进军，过境湖南时，就曾光顾过麻洲。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麻洲作为新宁县治所在地，有着一段15年之久的秘史。
据史记载，常宁原叫新宁，唐初属衡阳郡。神龙二年（706年）县治由三峒（板桥镇福和村八字坪）移至麻洲，开元九年（721年）移至宜江（即今城区）。唐天宝元年（742年）改新宁县为常宁县。
新宁，从字面理解，即刚刚安宁的意思。在唐朝，整个湘南地区都是南蛮之地，中原人的统治和人口迁徒，放到现在来看，对土著人群是一种掠夺，因此打打杀杀，不可避免。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我们便不难理解，当时为什么县治从三峒迁至麻洲？一方面，三峒毗邻瑶民聚集的西南山区，当时应该有战事发生，县城极不安全，必须得迁走了，另一方面，麻洲位于湘江之中，水路发达，与郡府、京城沟通方便，人财物运送方便，同时，麻洲四面环水，且地形平坦，面积较大，可以最大限度防备外人偷袭。
作为县治之地，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古迹和资料，但与马有关的地名却代代传下来。比如，牧马场，就在桐梓组的马圆山，是当时县衙官员们牧马、养马的地方。又如，跑马巷，现为五家围李家巷子，是县衙官员们骑马休闲的地方。再如，下马坡，现为麻洲村大河组对岸渡口，是官员来县衙下马过河的地方。
由此推测，当时麻洲作为遥控指挥新宁境内各路战事的中心，应该车水马龙，繁忙得很。而在当时的情景之下，麻洲的县城建设有如延安、西柏坡，就地取材，就物而用，十分简陋。如今经过1300多年的冲洗，麻洲地上与地下，已没有重大考古发现。
只是在上世纪90年代，衡阳市文物部门曾在麻洲村桐子山组，挖到县址残留的瓦片。当地一些百姓多年前也曾挖出过一块碑石，上面隐约可见端正小楷文字，内容难以辨晰。有人说是一块衙门奠基石碑，有人说是一块官员墓碑，也有人说是一块记载烈士英名的纪念碑。碑已不见，无法再去考证。
洲尾的樟树组有一棵古樟，据林业部门鉴定挂牌，有500多年历史，算得上是古迹了。樟树已具灵性。当地村民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樟树下有一间茅房失火，眼看火焰顺着枝叶要将樟树吞没，一场大雨骤至，火被烧灭，古樟安然无恙。古樟的根非常深密，已穿过小河，扎到了对岸，与原深水村雷家组的大樟树在地下“握手言欢”。
15年之后，新宁境内战争结束，万物俱废，百业待兴。县治从西北边陲的 麻洲，回迁到新宁的中心地带，也就是现在的县城所在地。宜城随之大兴土木，围起又高又厚的城墙，扎驻无数官兵守卫。麻洲少了许多马车来往和人来人往，又回归到船来船往，恢复了往昔的宁静和悠闲。
1996年经大堡乡集资140万元，一座长140米，宽6米，高13.8米的三拱钢筋混凝土桥横跨洲陆两岸，1999年元月1日正式通车。如今，该桥也旧，一座新桥在其下游60米处建成，即将于2018年通车。麻洲人民也不再固步自封在县治地的王者荣耀中，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来源：常宁报
